流亡新加坡（后排左一为父亲）

至1947年6月，吴克清、黄朝中、吕燕华等同志都已先后离开报社，我也收拾行装打算离开桂林前往新加坡（我原已于1947年2月向李微辞职，只因李微要求等到有人接手后才离开，暂留下来）。但白色恐怖却突然袭来了。1947年7月初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所谓“勘乱动员令”，在桂林实行大逮捕。一夜之间，报社的编辑丘林、方亢、彭燕郊都被抓走。编辑主任杨讷维在7月7日的大清早匆匆跑来把这一消息告知我，他随即也秘密离开桂林。由于责任心的驱使，我当即回到牯牛山的报社（当时我住在环湖路的桂林女师），路上寂无一人，天色阴暗，晨风吹拂我的脸，微觉有些凉意。回到报社时也是静悄悄的，上夜班的职工们也都还未起床。经过资料室时，忽然里面闪出一个人，原来是资料员林惠珍。她急匆匆地向我讲了昨晚方亢等人被捕的事，并说她马上也要走了。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到柳州，先走几十里到横山站上火车。我叫她赶快走（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她不愧为受过地下斗争锻炼的机灵鬼，懂得在紧急时避开敌人的锋芒）。

　　在林惠珍那里，我知道方亢、丘林、彭燕郊都是在他们各自的寓所里被捕的，而不是在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

　　从报社回来，我的心像铅块一样沉重。我想过要营救他们，但无计可施。紧接着，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也被列入黑名单，没有行动自由了。因为如果外出，很可能有“失踪”的危险，那是无法查找的；在家里即使被捕，也还可以知道是哪些人干的。

　　在这段时间，日子真是难过极了。知心要好的朋友均已离开，环境又如此恶劣！桂林像是座死城，阴沉沉的。我冥思苦想脱离虎穴的办法，决定秘密从漓江乘小船到梧州，再转往香港。拿定主意后，想到应该去请教劭老，并向他辞行。当我在一天中午趁着人们休息之机悄悄地来到劭老寓所时，劭老看见我大吃一惊，说：“你还没走呀！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我也惊异这件事怎么劭老也知道了。我当即告诉劭老：我就要走了，此行是向他告别的。劭老关切地问我准备怎么走，我便把我的打算告诉他。劭老听后摇头说：“这么走很危险，你还是向黄旭初辞职公开走较好，要他保证你安全离开。”停了一下，他又说：“今年春天你不是向李微提出要往新加坡探亲么？就以这个理由向黄旭初辞职比较妥当。”我又惊异我没有跟他说过的向李微辞职的事他也知道了。我以后便是按照劭老的建议离开桂林的，《广西日报》也刊登了我辞职往新加坡探亲的消息。

我离开桂林安全到达香港后，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交通困难，1947年8月下旬才到达新加坡。

此文为我父亲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