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温馨的一家

父亲在讲课中

风雨同舟

我们组成家庭后不成文的共同家规是“工作第一，家庭生活要服从革命需要。”当时两个单位相隔一道漓江，交通不便，老侯一星期回家一次。1962年老侯调南宁工作，我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梧州，大的四岁、次的二岁、小的才满月，困难是很大的，但为了工作需要，我们都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克服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取得成绩时共享欢乐。数＋年來我们很少请假，而且经常加班加点，他多方力爭安排晚上下班辅导，我也经常下班到夜十一时，回家还“开夜车”备课和批改作业。有一年五月，快接近高考了，原来担任高三教学同组的有四个教师，这时，一个病了，一个到北京去办理出国手续，老侯当时已“超龄服役”，但二话没说，便和另一个教师把六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全挑起来，学校領导知道后担心他们负担过重，建议每班每周上课时间减少一节，但为了对学生负责，为了很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们一节课也不减，一直坚持到高考。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多赚钱，那个时侯没有这套规矩，多下班、多上课是没钱得的。

我们对待工作也是认认真真、管教管导、尽心尽责的，预备一节课、上一节课、批改每一本作业、教育每一个学生，都一丝不苟，对此，学生有很深的印象。1986年一个以556分全广西文科第四名的优秀成绩考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到高校后给老侯写来的第一封信说道：

“……本班1986级世界经济专业有40人，文理兼招，其中有全国十四个省的高考文科状元，上海市文科高考前十一名中的十人。我的成绩在这里并不突出。只有语文好些，我的语文分数是外地考生中最高的103分。”

在这精英荟萃的班级里，她深感自己没有优势了。但后面她接着写：“但我感到十分幸运，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幸运，更值得骄傲，是因为我有您这样的老师。真的，老师，我非常感谢您，两年来您不仅提高了我的学业水平，更重要的是，您言传身教，让我明白，如何对待人生的艰难挫折，如何待人处世。我为此而骄傲！老师，谢谢您！从今以后，也许我会踏上一条曲折的人生道路，但无论何时何地，想起您的教导，您的慈祥、淡泊恬静的性格将鼓舞我迎对一切考验！”

有一个曾经留级后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到校后给老侯来信说：

“……那时除父母和一位知己朋友外，只有您能理解我的心情。是您，重新点燃了我心头上希望之火，使我在跨进大学大门的时侯，回想起您的谆谆告诫，想起您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我就非常激动。”

类似上面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文革”后,我由区直机关下放南宁市，分配到十八中（原址在长堽岭南宁师范学校），克服许多个人生活的不便和困难,与同事们一起，把学校办成当时纪律秩序最佳，上课最正常，学生学业成绩最好的高中。为解决中学教师的断层,市里决定恢复师范学校，自己培养师资。从十八中挑选180个优秀毕业生到郊区插队一年，回来后上师范，这届学生当时号称“一百八”。我被调到南师工作，在政治班和语文班讲授中文科大专课程。师生拼搏两年，毕业后这批学生都成为南宁市中学的教学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不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读研深造，成为各级优秀干部，如政治班的李连宁，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语文班的于起翔任广西日报总编辑。人们戏称这届是“黄埔军校”，我们这些“教官”在学生中留下深刻印象。于起翔说：“读两年南师不冤枉。”

1978年高考进入正轨后，我被调进南宁二中工作。

我们两人都爱读书，学习勤奋。为了照顾老侯的学习，我主动多做家务。在书报上看到新的理论、新的经验以及新人新事，或者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个人心得，我们都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有时有不同意见也互相争论。这些共同的学习，促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也促进了我们共同提高。这种学习、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历经三十多年，至今不辍。

由于我们两人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教育战线上作出贡献，所以两人多次被评为学校或市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

此文为我母亲的遗作，写于199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