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又是一年四月天。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悼念父亲的追思会在家中举行。我们在父亲的遗像前默哀，敬献菊花，深切缅怀父亲的一生，一幕幕往事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系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曾任南宁《曙光报》总编辑，《广西日报》总编辑，桂林西南商专副教授。1947年在桂林《广西日报》被迫害出走新加坡，担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师，香港《文汇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1949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革命，安排在香港《华商报》（党领导的报纸）工作，同年8月，转入东江粤赣边区纵队教导营。同年10月广州解放，随部队进入广州。11月转到广西工作团，后随团回梧州参加接管工作。1950年11月在青年团梧州市委入党， 随后调入中共梧州市委宣传部工作。1952年6月受到错误处分，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随即调离梧州市委，到教育局中教科工作。1961年调到广西师专，最后调到南宁二中，实际上是降职降级。

从1952年蒙冤到1983年，尽管父亲三十多年来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受到种种歧视、打击，但父亲追求理想，信念坚定，兢业工作，保持乐观。因为受错误处分的缘故，1952年至1961年间，两次大面积调整工资，父亲都被排斥在调整的范围外，工资偏低一至二级。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在家中无所事事，他经常孜孜学习，干一行爱一行，讲课重点突出，形象儒雅，深受学生欢迎。有些学生在二中毕业了，进入大学学习；也有些是父亲在解放前教的学生，他们都和父亲通信。有些谈学习问题；有些对时局的发展感到困惑；有些诉说失恋的痛苦；有些对毕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感到不满；有些叹息生活道路的坎坷。父亲感到帮助后一代正确认识社会、人生，选择道路，这也是老一辈人应尽的责任，所以对这些信件他都认真作答。每到寒暑假，总有很多学生上门看望父亲，汇报自己的情况，父亲很欣慰，场面很温馨。

到了离休年龄，学校领导极力挽留，父亲服从安排，继续在教学一线为学校服务，一干就是8年，没有1分钱的补贴。回首往事，父亲虽没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服务于人民，都献给了国家。

1983年8月，经过父亲的请求，党组织终于查清了父亲的问题，给他彻底平反；撤消了1952年的错误处分；肯定父亲离开党组织后三十多年来的表现是好的，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恢复党籍，承认过去的三十二年党龄。离休后享受高干（厅级）医疗待遇。

父亲离休后，首先想到的是读书，他加强了经济、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同时也作些笔记，收集些材料。两年多来，写的笔记大约有八万多字。读书之余，应友人之约，也写了些文史资料的文章，约有一万字，有些已经发表。

父亲常对我们说，不要追求名利，不要经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闲聊上；工作要做得出色，阅读要成为习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耳濡目染，业余时间多看书，增长知识，学以致用，提高了工作技能。

父亲退下来后，依然关心学校的建设发展，他跟一些党内外的同志保持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 和严老师一起，替学校写过两篇介绍二中沿革和教育工作经验以及校园文化的文章，共计约二万字。

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与学习。他在罹患恶疾之时，在病床上仍坚持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叫我们每天给他读报；关心教育事业，做到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父亲在遗嘱中说：“人生必有终止，我现已走近终点，这是生命规律，不必为此悲伤。我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业，但对平凡的小事是尽力去做的。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尽坎坷，献出了个人微薄的力量。这是我感到最光荣和最欣慰的。我抚育了四个子女，他们也经历了风霜雨雪，但他们都能自爱、自尊、自立、自强，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我没有什么留给他们，能受到高等教育已是不错了。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奋斗，希望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做出更大的成绩。我没有什么财产，只有一点小小积蓄，全部留给老伴使用。她和我过了数十年的苦日子，生活也算苦了。家中现有的数千册书，也算一点小小财富，应集中保存，不要分散，如果大家觉得无用，可捐给图书馆。我的后事从简，骨灰撒于江河或树林。”

父亲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青秀山的树林里，在邕城风景胜地与学生军抗日先烈一起安息，彻底回归大自然。 

父亲在祖国大地的怀抱里，在我们的心中，永生！

深切缅怀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