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广弘明集》中收录有北魏高允的《鹿苑赋》一篇。该赋描述了献文帝时代平城（今大同市）郊外鹿野苑佛事建设的盛况，其中一段文字讲述的是当年营造云冈石窟的情景，可以弥补云冈历史记载上的欠阙。兹录全文如下：
        启重基于朔土，系轩辕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洒灵液以滂流，肩仁风以遐被；踵姬文而筑苑，包山泽以开制；殖群物以充务，蠲四民之常税。
        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明睿；追鹿野之在昔，兴三转之高义；振幽宗于已永，旷千载而有寄。于是命匠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絙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实灵祇之协赞，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澄清气于高轩，佇流芳于王室。茂花树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龙宫以降雨，侔膏液于星毕。
        若乃研道之伦，行业贞简，慕德怀风，杖策来践。守应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渊典；或步林以经行，或寂坐而端宴。会群善以并臻，排五难而俱遣；道欲隐而弥彰，名欲毁而逾显。
        伊皇舆之所幸，每垂心于华囿；乐在兹之闲敞，作离宫以营筑。因爽垲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陆；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之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福。慧爱内隆，金声外发；功济普天，善不自伐。尚谘贤以问道，询刍荛以补阙；尽敬恭于灵寺，遵晦望而致谒。奉清戒以毕日，兼六时而宵月；何精诚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奧；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一万国以从风，总群生而为导；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
        夫道化之难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开，遘长夜之始曙。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敢布心以陈诚，效鄙言以自著。
        高允，字伯恭，出生于冀州勃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的一个汉族名门家庭。少年为僧，后历仕太武以下五帝，久掌机密，博学谦和，代都后学奉为儒宗。高允的《鹿苑赋》，借平城鹿苑佛事建设的成就，抒发对鲜卑拓跋氏走出蛮荒、偃武修文、兴佛从善伟业的赞颂。该赋第一自然段，讲述的是拓跋皇家兴造鹿苑佛事的因缘；第二段记述了献文帝对武州山石窟寺与鹿野苑石窟寺的建设；第三段是写平城胡汉僧侣的讲法、译经和坐禅情况，并隐射指出了北魏佛教大兴的原因；第四段盛赞献文帝幽居鹿苑，急流勇退、清心寡欲、无为而治的英明举措；结尾一段是作者的感慨与自警。然而，这并不是一篇简单的歌功颂德之文。透过那华美辞藻的浅层表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隐藏在太平之颂背后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当时的北魏王朝，经历了太武帝灭佛和文成帝复法运动，以平城为中心的北中国佛教建设一浪高过一浪；而献文帝拓跋弘在与文明太后冯氏的政治较量中败北后，于皇兴五年（471），被迫传位给四岁的太子宏，自己则被尊为太上皇，在鹿苑中结伴高僧、游心释典。此事，《资治通鉴》云：“上皇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崇光宫，后改名宁光宫，在今大同城北马站村一带；鹿野浮图，又名鹿野苑石窟寺，在今大同城西北小石（寺）子村旁。高允“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直接点明了《鹿苑赋》的真正含义，即：规劝、告诫献文帝要认清形势、甘于寂寞、韬光养晦，避免杀身之祸。但是，年轻的太上皇没能领悟或重视这些明显的暗示，不在其位仍谋其政，最终历史竟无情地应验了高允的预见。
        关于《鹿苑赋》的写作时间，从“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句看，指的是献文禅位给其子孝文帝之事，由此可以框定在延兴年间。进一步推敲，大致为延兴五年（475）。理由之一：“绝鹰犬之驰逐”，系指《魏书•释老志》所记延兴“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显祖，即献文帝；“禁断鸷鸟”诏，对照《魏书•高祖纪》，下达的时间在延兴五年。本纪载：“五年……夏四月……诏禁畜鹰鹞。……六月庚午，禁杀牛马。”此年四月“禁畜鹰鹞”诏，就是《释老志》“禁断鸷鸟”诏；而这道诏令与六月庚午禁令，俱属于赋中所谓“纵生生以延福”的内容。理由之二：《高祖纪》延兴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武州山，即今云冈石窟所在，北魏当年称为“武州山石窟佛寺”或“灵岩寺”。这是《魏书》中对皇帝游幸云冈的第二条记载，高允的《鹿苑赋》大约正是此番随皇帝巡视云冈石窟后创作并上呈。
        《鹿苑赋》的第二自然段，总共有184个字。前36字，是说明献文帝效仿古印度佛国创建鹿野苑的原因；中100字，记述了云冈石窟工程建设；后48字，一半讲鹿野苑石窟建设，一半讲鹿苑内景色与祈雨之事。由于高允作赋距拓跋弘暴死仅隔一年时间，因此记述云冈石窟的这一百个字，实际上反映的是献文时代整整十年的建设情况。我们知道，北魏皇家对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始于献文之父文成帝拓跋濬，终于孝文帝迁都洛阳。而《魏书•释老志》的记载，仅限于文成帝初始工程：“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建议开凿的五所石窟，即今天云冈第16～20窟，名曰“昙曜五窟”。这五所窟内大佛的完成时间，当在献文帝即位之初，即《显祖纪》皇兴元年（467）“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是《魏书》中对皇帝游幸云冈的首次记录，可以视作昙曜五佛建成开光的标志。云冈石窟后来的建设进程如何？正史无载，而《鹿苑赋》刚好填补献文时代这段缺环。
        研究这百字文，至少能够给予我们六个方面的启示：其一，“于是命匠选工，刊兹西岭”，表明了在昙曜五佛雕成后，献文帝曾就下一步的营建进行过部署。“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絙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说明献文时代工程不仅包括对昙曜五窟的增添、配套雕刻（这些洞窟现存有孝文帝迁都前后的雕刻题记），以及因窟建寺，还应包括新规划洞窟的开凿。显然，云冈石窟进入了更大规模的营造阶段。就当时石窟寺转向全方位建设的史实来看，目前学术界认为献文时代云冈工程稀少，佛寺建设转移到平城和北苑的观点，是欠妥的。由此，必然提引我们对现行云冈石窟的分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和划定。
        其二，“耀金晖之焕炳”，是对金妆佛像的形容，说明当时对雕造完成的佛像都进行贴金彩绘。关于这一现象，云冈石窟中有许多实例，最能说明问题是上世纪末在20窟前发掘出土过一颗敷有金箔的小佛头。
        其三，“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从句意推测，指的是窟前木构楼阁，必然包括昙曜五窟，更象是指第三窟“灵岩大阁”（辽金名称）。今天云冈各大型石窟外壁上方，都残留有整齐排列的大梁孔，窟前地面又有与之对应的插立木柱的方形石坑，考古发掘证明：至少第3及14～20窟，在北魏时期建造过廊柱式木构楼宇。然而，北魏当年开凿的第9、10、12窟及以西的无名窟等，窟外都有石雕梁柱，窟顶采用了仿木建筑檐瓦式石雕，本身也属于一种“即灵崖以构宇”。二者孰是？尚待细究。
        其四，“絙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絙”，本意为粗绳索；用作动词，即捆绑连接。似乎专指木构 楼宇的柱与梁，即附阁建寺。正与《金碑》所谓“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的记载，相吻合。但是，如果是针对石窟本身而言，情况就复杂了。这表明新建洞窟具有两个特点：即列柱式殿宇与雕刻着莲花图样的窟内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莲花内顶的大型洞窟较多，有第1、2、6、7、8、9、10、12窟；而列柱殿宇式的洞窟为第9、10、12、14窟及其间的无名窟。上述两项条件俱备的第9、10、12窟，都属于梁柱檐顶殿宇式建筑。第14窟内外有两组石梁柱，但顶部坍塌、漫漶，已无法确认是否有檐顶与莲花绮井；无名窟虽为梁柱檐顶，而内顶风化，无从确定。能否认为，这些便是献文时代洞窟模式？能否认为，有前室无后室的无名窟是献文帝未完成的洞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洞窟采用的列柱、莲顶的前室，取法于或取代了廊柱式木构楼宇，是一种新的创造。
        倘若上述献文帝开创了新的洞窟模式的推论成立，那么此后云冈窟制的变化便容易理解了。改文成时代昙曜五窟的窟内平面马蹄形、窟顶穹庐式，为梁柱檐顶宫殿式。或单组梁柱（如无名窟），或双组梁柱（如第14窟），或前殿后室之复合式（如9、10、12窟），而第9、10窟创制为双窟。这些宫殿式洞窟的开凿，与当时平城皇宫建设的进展相呼应，与《南齐书•魏虏传》所谓“自佛狸（太武）至万民（献文），世增雕饰”的记载相一致。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孝文时代的作品。
        其五，“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反映出献文时代云冈石窟建设正朝着图像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万形”，显然是针对文成时代仅凿五窟大佛而言；“清永”，如《金石续篇》卷1录北魏正光四年（523）《营州刺史高贞碑》所谓“玄石一刊，清徽永铸”之意。很明白，从献文帝开始，云冈石窟建设规模、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六，到高允作赋之时，云冈石窟已初具规模。“若祇洹之瞪对，……超终古而秀出”，有类于古印度舍卫城的祇洹精舍，而鬼斧神工、建造之妙超越了既往。
        总之，云冈石窟千变万化的雕刻图案、数以万计的佛像人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今天都已被学术界、考古界证明为昙曜五窟之后的追加工程。虽然这一切并非献文帝一代完成，但是必定由此开启了孝文帝时代云冈石窟更大规模的建设高潮。《鹿苑赋》由当时人记当时事，堪称实录，弥足珍贵；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最终破解云冈石窟开凿之谜。
        最后，说说“悟二乾之重荫”句中的“二乾”。二乾，直译为两个天，这里指太上皇献文与皇帝孝文。以往研究者，依据北魏太和年间，史书、碑记中称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为“二圣”或“二皇”，来推断云冈石窟中双窟的开凿时间，以及“二佛并坐”雕龛的出现。其实，二乾、二圣、二皇同属一义，只是不同时期所指不同，决非太和时代的专有名词。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坐，取材于《法华经•见宝塔品》，早在北魏前期的石佛龛上已经出现，同二乾重荫的政治背景无关。云冈的双窟形制，若与“二乾”、“二圣”有关，其始作俑的时间当于献文在世之日。
        （摘自《云冈石窟编年史》，文物出版社，2006年；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