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是一个村子的名字，作者给予地解释是“因为它在山上，村子的后边也就是西北边还是山，山后边呢，自然还是山。”从词性上讲“上边”是一个方位名词，词义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所指事物界限不清。因上下本身有一个选择相对参照物的因素，所以 “上边”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地理概念。我们可以说“上边”是那个村子，也可以想象上边是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往往意味着闭塞、农耕、山区、贫瘠、保守，就象“上边”那个村子，“村子破败了，味道却出来了，好像是，上边的村子要是不破败倒没了味道，破败了才好看……”这是正是现代都市人需要的一种希望回归原始的审美情趣。时空关系是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分析关系，“上边”成为一个特定的空间，上边既然存在而且还有一对老人生活其中，那上边必定会有故事发生，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上边》，看上去是一个温馨而又相当老旧的故事。通过一次游子回家的故事让我们重温了信息时代和数字文明喧嚣下早已变得遥远的深沉朴实的亲情，重新确证了家庭、友谊、劳动等等古老传统近乎完美的价值。阅读这篇小说就象听着老留声机放着的旧曲让人缅怀和沉浸。但是，当我们抛开浪漫的情怀带着探究之心审视和重新打量作品时，一切又变得不那么让人宁静了。王祥夫缓缓流动的文字下似乎潜藏着暗流，娓娓叙述中有凝重的思索。

    一对农民夫妇等来了他们远在城市的儿子，老夫妇实际上是住在废弃的村庄，而儿子终究要回到远方的城市，他能够把“上边”的带到“下边”去吗？上边和下边在王祥夫的笔下具有某种对立，上边的生活是下边人所不了解的，陌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如果回乡的日子对儿子来说只是生活的间歇，那么，他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如何重建那个美好的伦理世界？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归依呢？对于他来说回家不仅是一种形式的，更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儿子回家这一个具体的时间中，母亲的行动是具体时空中的行为主体，母亲的行为和儿子的行为得到强调，成为一种特征，隐喻了某种阅读理解的可能和审美可能，构成小说朴实但又有淡淡的抒情的故事框架。作家笔下显出的真性情，是人生的一种重要感情，那就是亲情，赋予生命者和被赋予生命者之间的感情。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个人体验、个人意识。《上边》考察了母亲的个人隐私空间，母亲有自我，但是在儿子回来之后，她就失去了自我，一切中心变成了儿子，一切目的也成为了儿子。作者以感性的笔触把母亲和父亲对于儿子的爱的过程和个人所感受到的痛与矛盾呈现出来，这些痛苦与幸福纠缠在一起。大家都在尝试着理解对方的行为背后的情感，儿子修着房子，父亲杀鸡，母亲呆呆地看着孩子。段义孚指出，爱和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成种种形式。主要不是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最普遍最基本的关系中探询人类生存的真实现状和情感的生发归依。抗拒了宏大叙事对个人情感的掠夺。

    当现在地理学界提出了人文地理的说法时，敏锐的作家早就在作品中反映了。这是一种民族的初始情感，就象华夏民族对“蛮夷”的优越感、埃及人对尼罗河以外的人的优越感、日尔曼民族对犹太人的优越感，这些优越感的出现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原生情感。反观生活中，我们居住的场所、城市都是一个一个地理空间。“上边”似乎就代表了某种物质劣势的生存环境，所以上边“别的人都搬下去了，上边，就只剩了留家老两口”，优越感的消失是一种情感的消褪。当多数人离开“上边”，就意味着“上边”逐渐地败落，上边是显现的描写，下边是隐含的反映，上边和下边其实就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地理空间。

    我们看到，“上边”不仅构成了一个话语空间，那就是“日常生活”，“中国人的情感”，这样的大概念，而且构成了一个精神空间。回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农业传统模式中常常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情景，它被赋予了很多的内容。《上边》没有提到儿子在下边的生活，只是一笔带过“在太原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他生活得很好，也可以想象他生活得平平，或者生活得相当累。儿子回家，是对上边的父母的思念，也是对上边土地的思念，于是他回家的意味带着寻找归属感动机。他的行为无疑是和下边的生活比较想在自己回家的短期内改变上边的生活状况。父母居住在上边其实又是恋地的一种表现，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在土地上生息繁衍所最淳朴的一种情感，即使下边的生活已经接近了全球化，数字化，可是上边的生活仍然是牛耕刀种。恋地的本质是一种恋自我，当地方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们和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祖先下葬，是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情感是第一位的。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和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自我的发展，我们的生存和生活的地理空间也在发生改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旧景和故地当作重要节点，在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中就会有个人的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就会有一番情感的满足。

    在这世纪之初，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面临尖锐的认同疑难：我们是谁？我们的特性何在？这样的问题必然牵引出对我们的历史和记忆的整理，当一些学者和作家向我们讲述“老上海”“老北京”的故事，一系列《老照片》开始热销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怀旧”，他们是要重新界定我们的来源，是为了给现实提供一种历史根基。但现实的历史根基肯定比当下种种显学所阐述的更为广大、复杂，在《远去的驿站》中，我们触摸到了已被遗忘、已被历史定见所排除的民族生活的经验：上世纪30年代的乡土中国，是歧异多端的现代性冲动纷纷“试错”的场所，小说中那些“洋学生”、那些知识分子怀着各种想象奋斗、牺牲，其中的百转千折远非“成功”和“失败”所能概定，要紧的是，我们灵魂中一些最基本的基因就此形成，比如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信念——“全球化”的美妙远景难以将它完全覆盖。

    那种巨细无遗、不依不饶的怀疑精神，在我们习惯了虚无和犬儒、习惯了五花八门的“意义”代用品的阅读生活中构成了悍然刺激后，它是不完美的，它有简单的地方，但是正因如此，它可能比现在的很多小说都更有力地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内心，有一片破落老败然而需要空无依傍的意义的土地 ，都在一个偏僻的方向上撬开了现实表面的某个缝隙。作品中作者收紧目光，细密地观察当下经验的瞬间和片断。，在漫无目的的流动中被敏捷的眼光捕捉和固定住的一个温情的瞬间。

    小说全用平实的语言写成，既无复杂的肖像和场景描写，也无精细的心理分析，全是事实记叙，几乎没有抒情、议论。这样朴实无华的写法，反而使作品透露出一种纯朴的诗意，不但符合故事的环境，也方便了广大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在景物的方式观察和描写景物上，，作者的眼光由审视转化为“透视”现实，给读者更广的阅读空间，虽然文字表达缺少了修饰更多的平铺直叙，但是充满了景物色彩、层次乃至内在的张力。写作不再是诗意的观察，对都市文明的观察和反省，有距离的透视和高度综合能力，保证了小说本身的质素和穿透现实的强度。

    《上边》是现代视野中的传统生活的再现，是现代人对于“乡关”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