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三十七八摄氏度的炎夏，激情高涨的罗中立蜗居在川美一个10平方米的阁楼里，开始搞创作。画幅高2米多，只有往复不断地爬上爬下；为了观看整体效果，人得退到墙角，用望远镜倒过来看。头像比真人大得多，他用放大镜，仔细观看自己的皮肤、毛孔……为了呈现老人皮肤粗糙的肌理，他甚至在颜料中加入了馒头渣，“你要仔细看现在还能看出来”。

　当时们们习惯于在画中看到意气风发干活的农民，丰收后喜笑颜开的农民，《我的父亲》显然让一些人还不能适应。送到省里初选时，一位宣传干部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在父亲的头巾下加上一支圆珠笔，显示其是新社会有文化的农民，而不是“苦巴巴的旧社会老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
　　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

　　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作为一个重磅文化事件，油画引爆了公共话题，包括父亲耳朵上的那只圆珠笔，都被争论不休。文艺理论家钟惦棐写文章评论这处改动是败笔，“一种浅薄的时代感”。

有人拿着《父亲》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他们普遍不喜欢，说它是"要饭的"?叫化子?，要是让他们把《父亲》挂在自己的墙上，每天欣赏，他们是不愿意的。 农民也有自尊心。只要到过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的住处挂着死者的"遗像"，不论是穷还是富，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没有一个是歪鼻斜眼，汗流满面，手里端个破碗，可可怜怜的样子的。为什么?这决不是农民的虚荣心，而是爱美的表现，文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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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难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