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麦子黄熟的季节，又快到了皖南栽秧的季节，这个时候又常常让我想起学栽秧的艰辛日子 。

说到学栽秧，就免不了提到我的父亲。

在我还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暑假我就学栽秧了。

那个时候，生产队里栽秧是大工，通常要记12分工的，而除了栽秧之外的杂工只有8分工 。

我父亲就是8分工家族的一员。

造成这个结果还得骂一顿日本鬼子。

民国26年冬，小日本鬼子攻陷上海，继而从广德等地分三路包抄国民党首都南京。

日本鬼子先头部队到达广德那天，二十多岁的我的祖母与她母亲正好从广德州往回赶 。

她们走到城南九房村，日本鬼子老远就开枪了，一枪打在我祖母母亲的腿上。

她拼命的喊叫自己的女儿，一心挂念家里孩子的祖母已经逃到了安全地带，却不忍丢下负伤的母亲，于是转身来准备背她 。

这时候，里把路之外飞来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我祖母的心脏。

而祖母的母亲大难不死，几天之后才被人从死人堆里救回，一直活到解放后第一次安徽搞责任田。

祖母舍不得丢下母亲，却彻底抛弃了她心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

那一年，我的父亲才6岁 。

而且，在我的父亲12岁那年，我的祖父因为生病无钱医治，也去找我祖母了。

于是，12岁的父亲就被他唯一的亲人姑姑送去拜师学理发。

这就是我父亲为什么不会栽秧的原因，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干农活。

于是，母亲下决心要我学栽秧，以挽回父亲的面子。

那时候，生产队一年种两季稻。我们放暑假的当口，正赶上收割早稻抢栽双晚的“双抢”。

一个生产队，只有三四十号劳力，却要完成一百多亩的“双抢”任务，可想而知是如何的忙碌。

而我们这些家里人口多经常超支（在生产队按劳动工分多少分进钱户和超支户）的家庭的少年于是也被爸妈带出来挣工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所有参加“双抢”的人员可以免费饱吃一顿午餐。

我的舅父也在本队，我学栽秧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安排在我舅父和我表叔的中间。

在生产队里，舅父和表叔是栽秧的能手，那一手秧栽得可谓既快又好。

把我放在他们二人中间，第一，我的栽秧趟子上没有秧苗了，由他们负责提供，第二那就是督促我必须栽快些。

学栽秧，最大的痛苦就是腰杆子痛，因为前后两个栽秧快手的夹击，这种痛苦更是一言难尽。

所幸的是，那时候，与我一起学栽秧的还有五个从上海来我们生产队下放的知青阿姨。

虽然学栽秧比起会栽秧的来还要痛苦好几倍，但比起这些大城市来的阿姨们我心里又稍微舒服一些。

一季“双抢”忙下来，不会栽秧的我从门外汉变成了门里师，终于可以挣到大人们一样的工分了 。

学一门手艺的确不错，安徽第二次搞责任田的时候，栽秧又红火了好几年。

人工栽秧的工钱，从最初的十元钱一亩发展到后来的一百五十元钱一亩另外管三顿饭，说明手工栽秧质量高产量高 。

但是，随着物价飞涨，种田的成本逐年增加，加上粮价趋降，于是，种田的农户不断的想办法减少农本。

仅栽秧一项，从最开始的抛秧盘抛秧，到后来的水稻直播，再到最近的水稻免耕直播，花样不断地翻新。

如果我的父亲多活几年，我可以让他笑呵呵的看我搞水稻免耕直播了，而他，也绝不会继续沉浸在不会栽秧的羞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