叟湖按：

丁辉先生此文让叟湖一睹了文学史家鲁迅的风采。

回过头来看看被千万韩粪视为掌上明珠的“当代鲁迅”、“天才作家”和“意见领袖”的韩二，哪里可与鲁迅相提并论？把别人的作品署自己的大名发表无论怎么说都是欺世盗名，更何况面对媒体摄像头谈及自己的“创作”经常是一问三不知，连《三重门》书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这样的“天才作家”纯粹就是一个混世魔头，而千万韩粪至今执迷不悟一个劲地为其偶像摇旗呐喊，活生生让我们看到了花果山那群猴子！

那群猴子虽然可笑，可它们崇拜的孙大圣浑身本领那才是杠杠滴；而韩粪视一堆臭狗屎为香饽饽，实乃可笑至极也！

丁辉先生给我们讲述的才是一个永垂不朽的精神领袖！

因为要给学生讲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最近我又把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看了一遍，再次叹服于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识力。

因为是老中文出身，目下又在中文系混饭的缘故，接触到各种“来头”的文学史“著作”可谓多矣，或是“国家级、部级课题成果”，或是“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跨世纪教材”……“名头”都大得吓人，然大抵是四平八稳、新见全无的官样文章。我曾经说过此类“文学史”是“出版社赖此赚得‘盆满钵满’；名教授‘挂名’主编借此进入‘中产阶级’；教师有了‘照本宣科’之‘本’；学生也乐得‘拥抱教材’，安全毕业”，似乎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你有什么办法呢？像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生气勃勃的文学史，足可作为时下已泛滥成灾的各种“来头”与“名头”的“文学史”的一面镜子。

鲁迅先生有几宗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中国文学史》即其一。《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文学史课程的讲义，只能算是他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的雏形。由于鲁迅在厦大时间过短，这部讲义只从先秦讲到汉武帝时的“二司马”（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便戛然而止，并未来得及涉及魏晋文学。如果考虑到鲁迅于历代文学中“独尊魏晋”，他自己也会引为憾事的吧。好在鲁迅离开厦门来到广州，1927年就受邀“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他所讲的正是这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以这一篇演讲可说是对《汉文学史纲要》的重要补充，一般的《汉文学史纲要》单行本也就把这篇演讲以“附录”的形式缀于书后。

鲁迅首先提到的魏晋文学的大家是曹操。鲁迅认为，要认识曹操这个人，不仅《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不可信，严肃的历史记载也未可全信，“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周氏兄弟都是宁可相信野史杂闻，也不愿意相信所谓“正史”——官修的“正史”中，涂饰的成分太多，柏杨说是“鬼话连篇”，倒也说得痛快的。鲁迅对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称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甚至他统治时期的“尚刑名”和“尚通脱”的统治特色也影响了那个时候的文学风格，“尚刑名”影响到文学创作.成就了简约严明的风格；“尚通脱”为各种异端思想和外来思想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成就了文学上的通脱随便的特色。

谈到魏晋文学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曹丕与曹植的时候，鲁迅注意到曹氏兄弟对待“文章”（文学）的态度迥异。曹丕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抬得很高；曹植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鲁迅分析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原因，可谓发前人未发之覆：“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可以作为鲁迅“第二”点的反证的正是曹丕对文学的极力称扬，因为作为成功的帝王不仅要有赫赫“武功”，还要有“文治”做点缀升平之用，今天更冠冕的说法叫“文化软实力”。老实说我读到鲁迅“第一”点即“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云云，在服膺于先生的敏锐的识见的同时，也不禁暗乐，而且我想鲁迅自己写下或讲出这几句的时候，内心也是不无得意的吧，因为曹植那样的“文章小道，不足论”的话，鲁迅自己也讲过多次，什么“青年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不会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又什么“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跑了”等等。

鲁迅此篇演讲最精彩的部分该是他对司马氏杀嵇康的分析。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而不提“忠”，鲁迅对此也有精当阐释：“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司马氏之杀嵇康，用的也大抵是“不孝”的罪名，然这只是皮相，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嵇康的言论于司马氏有了妨碍，即《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所说的“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鲁迅的本领在于往往能三言两语“褫其华衮，示其本相”，打穿历史的后壁，让人直面历史的惨淡。

到此鲁迅意犹未尽，又就此生发，致慨于中国人的“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陋于知人心”往往就会上“瞒与骗”的当，因为“瞒与骗”绝不会自己承认是“瞒与骗”，而是往往披上“礼义”、“使命”甚至“信仰”的堂皇的外衣。即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氏杀嵇康用的都是“毁坏礼教”、“不孝”的罪名， 然而，实在的，曹操、司马氏又算得什么“忠臣孝子”！口中所言与心中所想何尝一致？不过是将这样的罪名加诸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鲁迅接下来的发现可谓独具只眼：“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有鲁迅这段话垫底，问题就很清楚了，嵇康的对抗礼教根本上源于他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他是曹魏的皇亲，又在曹魏朝廷官至中散大夫，因此对司马氏取代曹魏极为不满；司马氏声称以孝治天下，于是他偏来反礼教，以此来泄心中之愤懑。正是因为“越礼法”非出本心，嵇康、阮籍方皆不欲自己的儿子效法自己，嵇康更是在《家诫》中谆谆告诫其子嵇绍：“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鲁迅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鲁迅至爱嵇康，曾校点《嵇康集》，但鲁迅并没有随意拔高嵇康，鲁迅笔下的嵇康不仅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文士，而是同时有着曹魏的忠臣、司马氏的叛逆、慈父兼严父的庸碌等多重面相，嵇康的面目至此方血肉丰满且充满人间的烟火气。

时下的各种“来头”和“名头”的所谓文学史，目的大抵在圈钱，东抄西凑，稍加拼接，即可把国家的“课题资助”和学生的“教材费”收入囊中。钱钟书说：“朝市之学，必成俗学。”由政府“课题资助”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催生的只能是曲学阿世的“朝市之学”；只是现在的“朝市之学”连“俗学”也谈不上，许多只能算是“伪学”。讲鲁迅必曰“战士”；述周作人则曰“隐士”；冰心则“爱的哲学”，沈从文则“人性美人情美”，数十年来竟雷同一响。作家皆被“扁平化”，被纳入某种诸如“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知识系统”来处理，艺术创作的复杂性、作家人生面目的多重性均少有顾及。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给我的直接启示是，我也可以在我的课堂上像鲁迅当年呈现嵇康那样，呈现一个不同面相的鲁迅：除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启蒙者的鲁迅之外，尚有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作为儿子的鲁迅，作为兄长的鲁迅，作为丈夫的鲁迅，作为父亲的鲁迅，作为老师的鲁迅，作为朋友的鲁迅……这样的鲁迅也许不那么“伟大”，但却血肉丰满且充满人间烟火气息。可惜的是《鲁迅研究》这门课排在“要命”的大四，学生多已无心听课，遑论参与讨论；且课时被压缩在前九周之内，每周要上两次，我也越来越像“赶场”，很多“宏伟”的计划只能屈服于无奈的现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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