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王 斌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现代科学迅速崛起，其思维方法和知识内容深刻地影响和改造了西方文化，而起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学术力量，在对西方社会观念和文化建制中的男性霸权进行全面批判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西方现代科学。

20世纪60年代末，男性在科学共同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成为女性主义学者揭示科学中男性统治结构的切入点，从而开启了女性主义关于男女平等参与科学事业的研究，但女性主义学者逐渐发觉，即使女性消除各种障碍，取得与男性相当的科学成果，也依然是对男性标准的服从，科学共同体内在的男性中心主义模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考察作为科学成果的知识体系，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以替代传统男权式的认识论，但女性主义学者在知识重构的主张上存在分歧，主要形成了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后现代女性主义三个流派^[1]72。这些流派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中的科学家并不了解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即使少数的女性主义论著进入了科学家的视野，也通常不被关注和看好，而且女性主义学者主张的科研方法也很少结合科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来证明其合理性。^[2]27-28这种状况说明女性主义科学观与科学现实的动态发展之间出现了彼此的疏离，那么，要探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合理性，就应该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勘察科学的发展趋势。

一、三个向度的科学批判导引知识重构的三种策略

    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被标榜为“自然之镜”，它凭借精确的数学法则对经验事实进行逻辑推证，从而形成科学知识，这种知识被认为是对自然秩序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反映。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所有流派都否认科学的绝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科学过程排斥女性经验，在前提假设、论据收集、结论推证上皆带有性别偏见。早期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相信，只要严格地遵循科学的方法程序，性别偏见将会从科学中消除，这种观念逐渐成为区分“好科学（good science）”与“坏科学（bad science）”的标准。^[2]33后来，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海伦·朗基诺（Helen E.Longino）提出了“语境经验论(contextual empiricism)”，她不赞同，科学方法论的目标是要确保科学研究独立于价值判断，以防止科学研究的程序被价值渗入而导致“坏科学” ^[3]53-54。海伦·朗基诺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希望形成固定的科学推理模式，但是无法剔除辅助假说（auxiliary hypothesis）的科学研究中并不存在具有优先权的固定法则，因为假说要么被世界观形而上地引领；要么未经现有技术设备验证；要么出于某种利益需要，总之，科学假说是负载价值（value-laden）的，而为假说选取的证据和搜集的数据已经表征了假说的逻辑结果，那么被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导引的推论过程就不应被判定为“坏科学”。^[3]55海伦·朗基诺主张改变现有科学的社会语境，为女性参与科学创造条件，但女性主义介入科学也不是为了排斥男性，而是要与现有的科学形态共处，^[3]62通过男女科学家们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来减少科学中的价值偏见^[2]34。

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同海伦·朗基诺关于社会背景可以塑造科学的观点，但是她（他）们却反对海伦·朗基诺完善现有科学结构的策略。在女性主义立场论者看来，现有的科学认知框架是男性精英的一种统治模式，女性科学家进入这种模式运作，只会成为男性统治者的同谋。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指出，科学知识在价值和利益上服从于西方白人男性的政治目的，它被用来压迫其他社会群体，这些受压迫群体的知识主张因男权主义而缺乏根基，但现有的科学恰恰是男性霸权合法化的工具。这种科学专制又紧密联系着社会上延续的政治力量和隐性传袭的特权，因此在造就了现有科学的条件中去实现大众科学（science-for-all）的民主理想是不可能的。^[4]647-648另一位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南希·哈特索克（Nancy C.M.Harstock）则揭示了西方二元论的思维传统与男权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她认为自西方古代城邦制度建立以来形成的二元性思维，使哲学、技术、政治理论、社会组织都呈现出二元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已成典范，它拒斥现实世界的关联，人的本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也被二分法割裂，从而否认了社会多元互动中的知识偏好，但事实上，所谓来源于本质的原理仅仅是以男权本质为基础的。^{[5] 169-170}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对性别与认识立场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解释，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来说明女性整合了各种劳动者的气质；通过女性的生理特征来说明男女体验上的差异；通过女性生育和抚养后代的活动来说明女性认知模式更具普适性，等等。^[1]76这些理论都试图证明女性是更优越的认知主体，她们将会克服二元对立的模式，代表公众的利益去描述世界，因此要创立一种女性主义科学来取代现有的男性主义科学。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经验论和立场论均持反对态度，她（他）们质疑人类力图反映的“现成世界（ready-made world）”是否真正存在，以及人类心智是否有能力完整地反映这个被指称的世界。她（他）们认为，即使在不涉及权力的情况下，也没有哪种认识世界的视角能摆脱价值偏见，或者说也没有哪个群体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更具优越性。^[1]78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把科学看作“物质符号的实践（material-semiotic practices ）”，或者说是世界的物质转化，这种转化也会重构行为、事件、事物的意义。物质符号的实践以具体的历史图景为媒介来显现，并在相互斗争的叙事场景中获得意义。所以，科学认知并非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在情趣、文化、政治互动的各种图式中建构的，因此，世界在认识论上应是“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6]103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则认为，多维度的自然、文化和权力被性别化和科学化的语言解读成一个维度上的斗争，要化解这种斗争则需要一种能包容多样性的语言体系，它能在理性和知性层面上调和分化与同质；能接受各个种族；能体现出对个性、差异、性别的尊重而不潜藏某种偏向，这对于知识来说至关重要。在凯勒看来，探究性别差异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明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既存在差异又彼此无法分割，然而，由于传统认识论对多样性的排斥，自然界只为人类呈现出了同一性的一面。^[7]242

二、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指向经典科学范式

纵观三个流派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虽然在知识的形成与知识的标准上存在分歧，但她（他）们都对已有科学内在的价值偏见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她（他）们从科学方法、科学背景、科学建制、科学思维、科学用语等角度揭示了科学知识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文化的男权传统，另一方面来源于西方科学的文化使命，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一个面相的追究，也会折射出另一个面相。

回顾西方的文化变迁，主要经历了哲学、神学、科学三个前后相继的形态，这三种文化的建构基本上是女性缺席的。科学诞生之初，其使命是要取代神学成为主流文化，但科学的胜利是一种男权文化取代另一种男权文化，因此科学的革命性中会呈现出男权意识。为对抗神话传说对人类经验的束缚，培根创立了实验归纳方法论；为对抗迷信崇拜对人类理性的抑制，笛卡尔提出了数学演绎方法论。牛顿则将实验观察与数学演绎相结合，在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哈雷、胡克等科学“巨人”的理论基础上，总结出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地球物体和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了一次统一的概括，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理论的第一次大汇总，创建了经典力学体系。经典力学描述出一幅绝对时空背景下由一定质量的单元个体通过机械力和引力联结而成的世界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只要知道力、质量和加速度中的任意两项，就可以计算出物体的运动状态，而笛卡尔创立的解析几何、牛顿与莱布尼茨创立的微积分，则为计算的精确性提供了数学工具。经典力学把复杂多样的物质运动都归结为简单的机械运动，试图用力学理论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取的，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批判的正是这种单一的科学逻辑方法对自然界的片面反映，同时也勘证了海伦·朗基诺关于科学假说负载价值的理论。但是，经典力学通过简单确定的方式去明晰地认识和把握自然，剔除了宗教神学的幻想与臆测，使人们在心理上认同了经典力学框架支撑的机械自然观。由此可见，经典力学是在两种文化相互斗争的历史情境中获得合法地位的，所以，唐娜·哈拉维认为科学是“情境化的知识”。

当经典力学的方法论成为科学研究的典范后，线性因果论与加和还原的思维方式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科学，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一般被称为经典科学。在科学思维获得统一的背景下，许多科学组织和科研机构也随之建立，同时科学权威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关于光的性质而展开的争论，当时存在微粒说与波动说的分歧，后来坚持微粒说的学派利用牛顿的权威使微粒说成为对光的正统解释，但事实上光是波粒二象性的。这一事件折射出西方传统二分法框架下的中心主义，即在相异的两面中确立一个压倒对方的中心。古希腊哲学是一种“信仰”与“知识”合聚一体的文化形态，它预设了两组对立，即“灵魂与肉身”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抛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宣扬灵魂至上，贬斥肉体，要求人们通过规诫世俗的欲望来保持忠贞的信仰，实现魂归天国的终极梦想。科学则把人类引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把自然视为被动支配的对象，科技带动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危机，足以证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宗教神学与科学在二分法上的同构相联，被南希·哈特索克所揭示，而这种“二元对立之中确立中心”的思维方式派生到两性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男性中心主义，因此，西方文化形态的变迁中，依然像桑德拉·哈丁所指出的那样隐性沿袭着男性特权。于是乎，经典科学推崇的那些演绎的、分析的、原子论的、理性的、量化的认知方式，都被贴上了男性标签；而直观的、综合的、整体的、感性的、定性的认知方式，则都被贴上了女性标签。^[8]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把上述现象概括为性别化的科学语言对多维自然、文化和权力的单向裁决。

三、复杂性科学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共同旨归

经典科学的诞生背景、逻辑方法、社会功能在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中全面祛魅，但是科学，更确切的说是自然科学，远超出了基督教文明预设在主体内部的对立，即“灵魂与肉身”的对立范畴。在科学实践中，人类的主体意识不断受到来自“自然主体”的挑战，自然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使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知识形态和运思方法上的“反叛”与革命。

（一）在科学革命中兴起的复杂性科学

进入19世纪以后，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学说、赖尔的地质演化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修斯的熵增原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自然界在时间上不可逆转的演化，而在经典力学的运动方程中时间却是可逆的；原子—分子论、元素周期律、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电磁场理论，则证明了自然界内在的多样联系，而经典力学描述的自然界中却仅有进行机械运动的离散单元。前述的这些科学成果，突破了经典力学的单一模式，涌现出许多新的学科门类，形成了科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些理论也大都继承了经典力学的基本方法与公设，即原有的数学理论与绝对时空的观念。因此，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基础的电磁场理论、以热力学三定律为基础的宏观理论、以分子运动论和统计物理学为基础的微观理论，与经典力学一起被统称为经典物理学。然而，到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了时空是伸缩和弯曲的，这就否定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支撑经典力学绝对时空观的是欧几里德几何，而相对论则论证了黎曼几何的合理性，这使得支撑经典力学的数学理论在宏观领域显露出局限性。在微观领域，量子力学则揭示出，用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去描述波粒二象性的微观粒子运动，将无法得到确定值。至此，深刻影响科学发展的经典力学，在基本方法与公设上也失去了普适性，但第三次科学革命并非仅限于此，随后兴起的复杂性科学对经典科学范式开始了更彻底的清算。

复杂性科学发端于系统论，其代表是20世纪40至50年代，贝塔朗菲（Bertalanffy）创立的一般系统论、维纳（Weiner）创立的控制论、申农（Shannon）创立的信息论。到了20世纪60至80年，普里戈金（Prigogine）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aken）创立了协同学、艾根（Eigen）创立了超循环理论、托姆（Thom）创立了突变论、洛伦兹（Lorenz）创立了混沌学说、曼德布罗特（Mandelbrot）创立了分形几何学。前期理论把传统科学研究的视野从“分析—还原”带回到“整体—综合”，强调一种整体关联的结构性存在；而后期理论则更关注系统在时间维度上演化的复杂动力机制及其多重后果。

上述科学理论被统称为复杂性科学，它们源自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各门类传统学科，却为整个科学图景提供了一个全新而有共性内涵的视角，使整体涌现性、非线性、不确定性、随机性、非对称性、不可计算性、模糊性这些曾经被经典科学屏蔽的或者认为可消除的特性，在当代科学视野中得到了恢复和承认。这些特性在现有的概念体系中无法统一定义，但却在语义上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相对于经典科学以抽象分析、加和还原的运思方法去追求简单确定性而言，复杂性科学则扬弃了这种单一的使命，主张以多维度的复杂方法去应对上述特性，这种复杂的方法是通向本真事实的信仰标示，从这个意义来讲，复杂性是一种价值命名，它反映了科学研究中新的共同价值取向，旨在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即复杂性科学范式。

（二）复杂性科学与女性主义认识论共同的价值追求

    复杂性科学范式意欲取代的是经典科学范式，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对象亦是经典科学范式，也就是说，从事复杂性研究的科研人员与女性主义学者均对经典科学范式持否定态度，而两者在否定同一对象的基础上又都试图去修正和完善科学，这就使复杂性科学与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基本价值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呈现出科学观上的共性，进而使女性主义的知识重构策略在复杂性科学的知识拓展中获得支持。

    复杂性科学与经典科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如前文所述，经典科学认为事物均由不可再分的单元组构而成，用经典数学工具对这些单元进行量化的精确描述，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整体特质，进而要求在单元和整体之间建立一种互逆的线性还原关系。按照这种设想，经典科学在理论上追求尽可能少的概念和公设，然后依据这些无法再简化的概念和公设推演出对客观世界普遍有效的逻辑描述，由此形成的科学观，将不确定性、非线性、不可逆性、随机性、模糊性等复杂属性，视为可在本体论意义上消除的特性，复杂性科学观正与之相反，而女性主义认识论通过揭示科学中的价值偏见，也在反对经典科学片面推崇的简单确定性和线性还原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海伦·朗基诺通过考察科学研究的一般流程，发现科学并不是纯粹指向自然界的，置身于特定社会背景之中的科研人员，不可避免地会将社会赋予自己的观念和利益附加于科学研究之中，从而在一定社会价值目标的引领下建构科学知识，那么，缺乏女性认知经验的经典科学在理论价值上只能还原为单一的男性精神，而不是关照各方的普遍性知识。所以，海伦·朗基诺拒不承认传统科学认知方法中存在着“具有优先权的固定法则”，这种“固定法则”曾把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规定为简单确定性，但复杂性科学用以证明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而创立的新方法，则结束了它的统治地位。海伦·朗基诺颠覆“固定法则”是为了引入与男性平权的女性认知方略，她并不主张排斥男性，而倡导两性平权的学术交流。同样，复杂性科学也并非要消除简单性、确定性、线性、可逆性、必然性等被经典科学所片面强调的客观属性，它从各个层面上整合了第二次科学革命以来所有“反叛”经典力学的成果，运用了兼容传统方法的复杂性思路，力求显示自然界整体与组分、单质与多性、必然与偶然、确定与随机、明晰与模糊、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对称与破缺、有序与无序交互共存的非线性状态。按照海伦·朗基诺的科学主张，两性认知模式交互影响下产生的科学知识，也将会呈现出优势互补的非线性状态。可见，复杂性科学从实践上支持了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的认知导向。

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南希·哈特索克认为，经典科学仍然继承了“已成为典范”的“二分法”思维，这种思维方法通过割裂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联来强化二元对立，并在其间树立一个压倒另一方的中心。经典科学以简化思想为中心，去片面地追求一个维度上的自然状态，而从事科学的社会成员在性别上又基本上是单一的男性维度，于是，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南希·哈特索克把二者联系起来，都归结为“二分法”思维下的权力表达。因此，经典科学“所谓来源于本质的原理仅仅是以男权本质为基础的”，另一位女性主义立场论者桑德拉·哈丁则直接将其称之为“隐性传袭”男性特权的“科学专制”。女性主义立场论者主张由女性认知主体建构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去克服“二分法”，并“代表公众的利益去描述世界”。复杂性科学要复苏曾被经典科学排斥和驱逐的一面，将简单与复杂放置于平等的位势上去思考，进而探究两者“交互共存”的自然状态，这势必超越西方由来已久的“二分法”思维。虽然，复杂性科学对“二分法”的克服依然是由男性科学家来实现的，但这也证明了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知识构想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复杂性科学能平等看待两种对立属性的态度，一方面会增强了科学“描述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会通过科学的社会影响力把平权意识带给公众，进而也会为女性突破男权中心获得应有的社会权益创设文化语境。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是最为激进的一派，她（他）们要进一步揭示人类的主观意志在建构科学内容上的作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统摄科学研究纲领的世界观，质疑曾被人们预设为认识对象的“现成世界（ready-made world）”是否真正存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复杂性科学不断证实和强调着万物在时间上不可逆转的演化，同时，宇宙膨胀论也不断被天文学上的新发现所证明，这都使经典科学预设的静态宇宙模型失去了根基，因此，这个在科学中“被指称的世界”并非“现成（ready-made）”的。而经典科学之所以预设出于一个“现成世界”，是因为人与认识对象之间不只是反映与被反映的简单对应关系，其间还存在着价值关系，掌握科学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会在利益导向的暗示下预设对象世界。所以，唐娜·哈拉维认为“科学认知并非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情境化的知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会进一步质疑，受制于一定价值偏见的“人类心智是否有能力完整地反映这个被指称的世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质疑，是要从认识论上倡导多样性，因为，价值主体是多元化的，那么，科学认知模式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伊夫林·福克斯·凯勒主张通过人类多元价值的和解，建构“一种能包容多样性的语言体系”，来反映自然的整体多样性。复杂性科学群的兴起正是各门类学科共同纠正传统偏见形成新知识体系的结果，这些知识从不同角度廓勒出了客观世界的各种复杂属性，这些属性彼此交叉重叠，相似却又不同质，所以，复杂性科学必然认同异质的多样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倡导多样性，其理论归宿也就不再局限于女性，而是所有被排斥在科学话语之外的弱势群体，这样才会避免产生新的主宰中心。凯勒认为，“探究性别差异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明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既存在差异又彼此无法分割”，她试图由此推进认知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多重认知视角来展现自然界的多样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本体论上谋求的多样性，已被复杂性科学所验证，虽然，复杂性科学的出现，源于学科内部已有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以及已有理论彼此之间的矛盾，而非后现代女性主义基于社会建制的科学构想，但科学与社会是双向建构的，正如哈拉维所说，物质世界转化为科学符号的过程，“也会重构行为、事件、事物的意义”，复杂性科学也将会像经典科学那样，去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结构，使包容多样性的复杂性思维逐渐社会化，进而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多元认知主体进入科学领域铺设社会氛围。

    通过上述各流派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复杂性科学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流派的女性主义科学构想都能在复杂性科学中获得支持，这说明女性主义的科学主张并非缺乏现实根基的理论空想，也说明复杂性科学范式的兴起符合女性主义的科学期望。但复杂性科学的出现也提醒女性主义应关注科学研究内在的价值转向，将其理论建构在科学发展的现实动态之上，这样，女性主义认识论才能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成为有效推进科学进步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Matha MacCaughey. Redirecting Feminist Critiques of Science[J]. Hypatia,1993,8 (4):72-84.

[2]Lisa Weasel. Dismantling the Self/Other Dichotomy in Science: Towards a Feminist Model of the Immune System[J].Hypatia,2001,16 (1):27-44.

[3] Helen E.Longino.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Science?[J].Hypatia,1987,2 (3):51-64.

[4] Cassandra L.Pinnick. Feminist Epistemology：Implications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J].Philosophy and Science,1994,61 (4):646-657.

[5] Nancy C.M.Harstock.The Feminist Standpoint：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 Sandra Harding.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Social Science Issue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169-170.

[6] Joseph Rouse. New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in North America：Twenty Years Later[J].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8,29 (1):71-122.

[7] Evelyn Fox Keller.The Gender/Science System：or,Is Sex to Gender as Nature is to Science？ [C].// Mario Biagioli.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242.

[8] Elizabeth Anderson.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J/OL].（ 2009-2-5）[2009-11-8]. http://plato.stanford.edu/

    entries/feminism-epistem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