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遭难的那个特殊年代，业余爱好帮助我排遣了忧愁和不安，帮助我忍受折磨和委屈，陪伴我度过了艰难岁月。

   然而拥有这些业余爱好，对我来说几乎是步步艰难。比如，我喜欢听二胡曲。更想学拉二胡，可是家里极为贫困，靠助学金才中专毕业，哪里有钱买二胡。

   1954年我十五岁中专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看到工会有两把二胡，我欣喜若狂，借了一把拿回宿舍，迫不及待地拉起来，一点基础都没有，只能“杀鸡杀鸭”地拉，一天，隔壁一位老医生对我说：“小彭，请你帮我到街上买一把刀来。”我说：“厨房里有刀，你买刀干什么？”他说：“我不愿每天听你杀鸡杀鸭，宁愿让你一刀把我杀了。”我才十五岁，哪里经得起他这样的羞辱，本来可以拉“东方红”“南泥湾”了，我偏偏不拉，就拉“杀鸡杀鸭”，而且等他睡午觉时坐到他宿舍门口拉。闹得他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从此，他再也不敢讽刺打击我了。

  后来，我买来二胡基础知识，二胡练习曲自学，又多次想办法进二胡学习班学习，终于能够上舞台参加二胡演奏了。

                                   前两年在自家阳台上照

   倒是学唱歌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十一岁读初中二年级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识简谱，而后就到图书馆借《广播歌选》《歌曲》自己学唱，因此我会唱的歌比同学多得多。只是文革中我属于“黑帮分子”估计没有这种自由，但是我仍然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地小声唱。（在博文娱乐消遣专辑里已经有不少唱歌的视频）没有想到有一次正好被造反派听见了，并为此开会批斗我。我和他们针锋相对说：“《黑帮分子管制八条》里没有写不准我唱歌！”

   从小喜欢唱京戏，当年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高兴时还会唱几曲京戏。因此我四岁开始就学会老生唱《四郎探母》、《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娘教子》《甘露寺》《贺后骂殿》等。70年代初有了现代京剧，当年大部分人都到电影院看样板戏，我是多么想到电影院看一场样板戏。可是我丈夫在文革中被贬回他老家当农民了，我父母及三个儿女全靠我每月五十多元过日子，哪来钱买电影票。记得有一天我值晚班，小儿子突然光着膀子来到我的诊断室说：“我和哥哥想看电影，没钱买票，就跟着别人挤进去，哥哥进去了，我被抓着并把我的衣服扣下了。”听了儿子的话，我非常愧疚，为什么只想自己学唱现代京剧，去电影院看样板戏，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也想看电影啊！

  此后，打消了看样板戏的念头。街上的高音呐叭常常播放样板戏，隔壁的收音机也常有样板戏，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学。一天，我一个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同学，知道我喜欢唱样板戏，给我送来《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的唱本，我如获至宝，高兴极了。

  唱本是简谱，我识谱又会唱歌，这下难不倒我了，我开始一本一本、一曲一曲的对照简谱学。没有多久我就学会了不少，最喜欢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唱段，李勇奇淳朴、憨厚，用他浑厚的声音唱出他心中所想，我特别喜欢他唱的《这些兵》《早也盼晚也盼》。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这些往事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