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68年，我从海拔1800公尺的白果市分场调到伐木育苗的大江分场当医生，工作轻松，出诊再也不要爬山越岭了。支部书记经常不在家，就把接电话及上传下达的事交给了我。看来不但没有歧视我，对我还比较信任。
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闹醒，且久久无人接听，我想，晚饭后书记老周是在家的呀，不行，我还是赶快去接一下吧。是通知：“半小时后准备接听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最好要支部书记亲自接。
而且必须及时敲锣打鼓传达到家喻户晓。所以我必须叫醒支部书记老周。
于是我立即去敲老周的门，开始轻轻地敲，没有反应，我又重重地敲，还是没有反应，接着用拳头、用脚踢，仍然毫无反应。我只好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反正传达最高指示都必须起来），请他们帮忙叫，还是没有人答应。一个工人到他的后窗去看，床上似乎有人，床前摆放了一双鞋。我着急了，如果患脑梗、脑溢血、心梗怎么办？必须想办法进他卧室去看看。一个工人自告奋勇从门上面的窗户爬了进去，床上没有人。我有些纳闷，但是工人们笑了笑不说话，似乎知道什么。
第二次电话铃声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接，并拿纸笔记录下来。然后在分场场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最高指示。紧接着要一个女会计和两个工人陪我，敲锣打鼓到离分场五里路的苗圃传达最高指示。到了苗圃便要他们召集所有人员开会，很快基本上都到了，有人说：“养猪场的红妹子（一个工人的妻子）还没有来。”接着，我便要会计和一个工人到养猪场去叫红妹子，不一会会计回来说：“红妹子不肯来，问明天行不行？”我说：“当然不行！再去叫。”不一会，会计带着红妹子和她的孩子来了，（那个工人还没有返回）。红妹子的孩子问他妈：“周叔叔为什么不来？”红妹子悄悄地掐了孩子一下，孩子说的“周叔叔”是谁呢？我没有来得及多想便开始传达最高指示了。散会时，派去叫红妹子的工人带着支部书记老周来了。据说老周正想从后门走，想不到被守在后门的工人逮了个正着。
第二天一早，派一位工人送老周去总场的途中，他对那位工人说：“昨晚吓得我躲在猪栏的夹层板上，又不敢亮灯，一不小心掉到了猪栏里，遭到了所有猪的围攻，搞得我全身猪屎臭。真狼狈，从未有过的狼狈！”
事后我才听说，早几天老周对红妹子一家表示关心，说她爱人太瘦了，不知是否有病，准他几天假去县医院检查身体。他自己则每天晚上到红妹子家过夜了。
说实话，老周为人不坏，那十年中从不害人，不欺负人。他在自己的家乡找了一个小学老师结婚，曾多次请求领导将他爱人调来林场未成，故婚后一直两地分居。
前几年应老同事们的邀请，回金洞旅游（金洞漂流），碰到了老周，他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做客并主动说：“彭医生，当年那件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何况，你当机立断代替我接听“最高指示”，并传达到家喻户晓，让我免犯失职错误，我心里非常感谢。那件不光彩的事，是我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想起来真是万分羞愧！”
说实在话，我无意中遇到了这样一件不该遇到的事，真不知说什么好。对此人的好、坏、对、错到底该如何评说？我想人们心中各自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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