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学期开始了,妹妹领到一本本学科书时,高兴得想跳起来,全是专业课：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嵙、皮肤花柳科、精神病学等等回到教室后，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恨不得将它们一口全部吞下，装进自己大脑的知识库。可是，太难了，许多医学术语无法弄懂，看来必须认真刻苦学习，依靠老师了。
无论哪门课，老师开头讲的都是医德：“作为医务工作者，负有“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机器，操作不当，粗心大意，出不合格产品或废品，还可反工从来，顶多报废，只是造成经济损失。而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人！一个个失去健康的人。在帮助他们治病和恢复健康的过程中，不能有半点差错发生，否则，轻则至残，造成病人终身痛苦，重则丧命。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必须有高度责任心，把病人当亲人，这是必备的医德。”老师讲这些的时候，全班鸦雀无声，每个同学都非常专注，非常认真。
在学眼科时，妹妹特别专心，她的家就因为父亲双目失明而陷入绝境。通过学习完全可以肯定，她父亲的眼睛是患角膜炎，因贫困和愚昧，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治疗，以至角膜溃疡--穿孔而失明。角膜溃疡是很痛的，她父亲不但自始至终没叫过一声痛，还自己想办法用中草药煎水洗眼睛，可想而知，那该是何等疼痛。妹妹的父亲真是一位坚强、可敬而又令人心疼的父亲啊！
教专业课的老师大部份是医学院的教授、付教授及讲师，只有小儿科和护理学是护校的老师。教耳鼻喉科的是尤孟高和陶正德两位教授，他们两位当时还是正、付科主任，在课堂上他俩总喜欢把妹妹叫起来提问，而她会准确无误的回答。实习时，耳鼻喉及眼科只能选一科，为了父亲，她还是选了眼科。在实习中，她亲眼看到由于一位护士的粗心，下通知单时，将“右眼泪囊摘除”写成“左眼泪囊摘除”。至使病人失去了一个健康的泪囊，而必须再次手术摘除有病的泪囊。为病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极大的痛苦。这次事故让整个病房的工作人员都很痛心。老师说得对，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极其重大。
校团总支组织团员及部分青年去病房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妹妹是少先队员，当然得去。她们慰问的是省干休所转来的几位军官，其中一位是朝鲜人民军崔寅范，当时称他为“国际友人”他把妹妹拉到他身边问我多大了?入团没有?妹妹觉得他很亲切,此后她常常一个人去病房看望他,她站在他病床旁静静地听他讲些革命道理.崔大哥伤好离开长沙前，送妹妹一个漂亮的大笔记本,上面分别用中朝两国文字写了临别赠言(文革中成了她“里通外国”的罪证。)并嘱咐入团后才能用这本子写第一篇日记。为了不辜负他,送走他后马上写了入团申请书,不久(满十四岁)便正式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音乐老师(也是五中的音乐老师)罗世泽找到妹妹，说中央歌舞团来长沙招人,他愿意推荐她去报考,并要她考虑后回答他。妹妹四岁学会唱不少京剧唱段时,母亲就很严肃的警告她长大后，千万不要从艺，因此选择了放弃。
毕业考结束后,教导主任和班主任找到妹妹,说学校要推荐一些同学参加高考,因为妹妹学习成绩优秀,表现好,是共青团员,加上年纪小,所以校领导第一个想到的是她。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妹妹不知所措,放弃吧?太可惜,多难得的机会!去读吧?她一家老弱病残怎么办?正好那天下午她一位初中也准备高考的，比她大八岁的男同学来看她,他知道情况后说：“你不能去读大学,医学院要读五年,你家年迈的父母,残废的父兄还等着你寄钱回家买米哩。你还小,以后有机会再考也不迟。”他说得有道理,这次高考必须放弃。
几天后老师又告诉妹妹,省公安厅来学校选人,她和甲班的张竹英被推荐到省公安厅。随后全年级同学陆陆续续分配到各个单位和医院.最后听说和大同学坐后二排的阿芥被分配到精神病院,她足足哭了一天,后听说新精神病院未建成改分到长沙工人医院。1957年又被下放到基层医院。我不明白,她在班上成绩算可以的,老实而且稳重,话不多,成天守在她自已的天地里---图书室看小说,很少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从不跟任何人过不去,为何会遭到如此不公平待遇?直到如今妹妹才知道,当年阿芥的父亲在劳动改造,从小就受歧视,不敢昂首挺胸.真是可怜又可惜!糟蹋了一个可造之才。
妹妹年仅十五岁就从护校毕业了,而且被分配到人们向往的、羡慕的好单位---省公安厅,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新的里程.后来单位因工作需要,送她去湘雅医院进修一年内科,这样也可减少一点妹妹未能上大学的遗憾,内心甚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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