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著

巴蜀书社 2006年版

 

总   论

  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分类，系词“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词汇词，也不同于一般的语法词。语法词与词汇词相对，是以语义和语法功能为标准的一种分类。语法词（也称功能词）没有实义，只有语法意义或功能意义；词汇词具有具体实在的意义。由于语法词和词汇词与汉语早期纯粹根据语义的虚实所分的虚词和实词大致相当，因此，语法词常常被直接看成虚词。汉语的系词“是”没有实在意义，这一点与虚词的特点相符；但虚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征是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而系词“是”却主要作述语，这一点又与虚词的特点不符合。鉴于系词“是”主要作带宾述语，语法功能与及物动词相同，语法学界将它归入动词；但它没有具体意义，又与其他动词很不同，因此历史上曾被称为“同动词”[1]。这说明汉语实词、虚词的划分标准，不适用于系词“是”。著名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根据语法系统的重要性，将词汇分为两类，能支撑语法系统的词为“骨架词”， 其他则是“肌肤词”；[2] “肌肤词”的增减不会对语法系统产生多少影响，而“骨架词”的增减却会对语法系统产生重大影响。霍氏的划分标准，很适合用于汉语的系词“是”，因为“是”正体现汉语语法面貌的“骨架”，而非对汉语语法系统无关紧要的“肌肤”。霍氏的所谓“骨架词”，接近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概念，而与词汇词相去甚远，因而系词“是”更适宜被看作语法词。实际上，虽然我国语法学界一般将它归入动词，但实践中是把它看作判断句的语法标记、当作语法词来研究的。[3] 本论文将把它作为语法词看待，并将运用相应的语法理论来对它进行研究。

注释：

[1] 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956年第23版。

[2] 参见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下）第三十一章，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 例如王力在讨论“是”的问题时说：“在语法上，系词是在判断句中把名词性谓语联系于主语的词。” 石毓智、李讷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中，首先就用了一整章讨论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把“是”看作判断句的语法标记，该书被蒋绍愚先生称赞为“成功地说明了‘是’从指示代词到判断词的的演变”。这些都说明语言学界实际是把“是”看作语法词的。

 

第一节  对“是”的讨论的回顾  

自王力1937年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4] 中提出关于汉语系词“是”产生的时代及其形成原因的观点以来，这一问题就一直是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对系词“是”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文革”时期中断外，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热烈争论一直经久不衰。参与讨论的学者范围之广，发表论文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语言学史上罕见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系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第二，“是”演变为系词的原因。第一个问题是描写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释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重心主要是在描写上：系词“是”产生于何时？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已经开始出现讨论重心向解释转移的倾向，例如2001年底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5] 一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从语法层面专门解释“系词‘是’产生的机制”问题，从某种程度反映了这种倾向。

本论文将以描写作基础，而以解释为目的，也就是力图以大量完整的材料作为基础，从形式分析入手，最终从语义根据上对“是”发展为系词的问题作出圆满自洽的解释。

过去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的讨论，是建立在“判断词‘是’是从指示代词‘是’发展而来的”这个前提上的。这个前提是1937年王力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中提出的。虽然对系词“是”的来源有不同看法，但语言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王力的这个意见，因此，所谓关于判断词“是”产生时代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是”是在什么时代从指代词变成系词的论争。在这一问题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为“一世纪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系词“是”出现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6] 第二种是“汉初说”，以洪诚为代表。这种意见认为：“‘是’之成为系词起于汉初，在纪元前一百几十年。”[7] 第三种是“先秦说”。“先秦说”的具体意见又很不同，持这一观点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系词“是”产生于战国时代；也有人认为“应该上推到《诗经》时代”甚至《尚书》时代。[8] 这三种意见，后来归并为两种：一为“汉代”说，一为“先秦”说。这两种意见长期争论，至今没有结果，原因主要是在对先秦的用例的看法上有分歧。

关于系词“是”的形成原因的问题，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系词“是”是由什么词演变而来？这是来源问题；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这是演变的根据问题；三、怎样演变的？这是演变过程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在来源问题上，可归纳为几种观点：

第一种可称为“代词说”，以王力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9] 代词说中，洪诚和林序达的看法与王力的又有所不同。洪诚认为，虽然“‘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0] 在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问题上，林序达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11] 这就是说，判断词“是”的肯定作用或确认作用来源于形容词“是”，形容词“是”的确认和肯定作用又来源于指代词“是”，因而判断词“是”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第二种可称为“非代词说”，洪心衡、洪成玉等持这种观点。[12] 这种观点不认为判断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而认为判断词“是”是从对事物表示肯定、确认的形容词或副词“是”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把形容词“是”与指代词“是”看作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词（这与上面林序达的观点不同）。第三种可称为“不变说”，任学良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三千年以来，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原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13]

“不变说”基本没人赞同，因为它明显不符合语言事实；“非代词说”因为否认“是”的显而易见的复指作用，因而也不能被接受；于是，语言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持代词说，代词说被认为是“定论”。

关于“是”演变为判断词的根据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最复杂的问题。仅就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的一些观点来看，基本上有外因说和内因说两种。具体表现为下面几种观点：

外因说

第一是“位置说”，由王力提出。他说：“‘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14] 位置说完全从语法环境考虑，不考虑语义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外因说。

新近冯胜利将“位置说”具体解释为“变位”，他认为上古判断句主谓之间有一个停顿（按：指系词的空位），“是”原本处于主语位置，即[S/s-是-停顿-谓语]语境，随着“是”的指代功能弱化，副词开始出现在“是”前，把“‘是’从主语位置推进停顿位置，‘是’跟停顿融合，开始失去它的复指功能”，进而完成向系词的演变。[15]

第二是“同形影响说”。郭锡良、向熹认为：“从句法结构来说，系词‘是’是由表复指的指示代词演变来的，这是这一语法演变事实的基本方面；而从词汇意义上来说，它是受了形容词‘是’的影响，这是促使它由指示代词转变成系词的又一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是”演变为系词的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句法形式方面的，即使有语义方面的因素，这因素也是外在的，而非自身内在因素。所以，这实质上还是一种外因说。[16]

第三是“类推说”，是石毓智、李讷提出的。他们根据语法化理论，认为汉语语序自古就是SVO（主+动+宾）型，上古“是”判断句形式为“话题+是+说明”，即“S是O”，这与汉语占绝大多数的动词句SVO形式相违，因此，判断句式中间的名词性“是”（主语）被动词句的V类推为V，判断词“是”因此产生。[17] 这种观点显然也是一种外因说。

内因说

第四是“语义说”，由洪成玉提出。他说：上古“形容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肯定”，“同它相对的是‘非’”；“判断词‘是’的意义，是对事物表示确认”，“同它相对的也是‘非’”。“判断词‘是’和形容词‘是’由于在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方面都十分相近，从形容词‘是’逐渐产生出判断词性质的‘是’，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18] 语义说从词与词的语义联系着眼，是一种内因说。

第五是“内外因说”。这种观点主张“是”演变为判断词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首先提出内外因说的是洪诚，他在《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中说：“代词总归是代词，‘是’之由代词变成系词，自有它本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他认为“‘是’之成为系词，是由代词变来的，这话极正确”，但“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示肯定的意义”，这是“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内因。洪诚没有明确指出“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外因，从全文看，外因似乎为“是”不同于“此”“斯”的语法功能，而这不同的语法功能又是由“是”的语义上有表示肯定这一内因决定的。因此，内外因说归根结底是内因说。这是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不过，洪诚没有说明指代词“是”表示肯定的意义从何而来，人们可以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本身就自带的，那么，我们过去仅仅称“是”为指代词是否全面准确？假如这种肯定意义是指代词“是”在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那么，指代词“是”又怎么会产生出肯定意义来？这些关键问题，洪文没有论及。

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林序达与洪诚的观点基本相同。林序达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说：“先秦指示代词‘是’，跟它的同义词‘此’‘斯’有区别，它除了主要的指代作用外，还有一定的确认作用”，判断词“是”是由于指代作用“逐步虚化”，确认作用逐渐“显露”而来。至于指代词“是”的确认作用，则来源于形容词“是”。不过，林先生又认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这样循环了一圈，实际上最终还是认为“是”的确认肯定意义来源于指代词“是”。这样，林序达先生面临与洪诚先生相同的问题：指代与确认或肯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同样是指代词，“是”能发展出确认、肯定作用，“此”“斯”“兹”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意义用法？因此，洪、林二位先生的内因说是一种不彻底的内因说。

概括起来，在判断词“是”的成因问题上，外因说与内因说的区别在于：外因说着眼于从语法角度解释，而内因说则着眼于从语义角度解释。但双方又存在着共同之点：（1）他们都持单性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就每一个具体的判断句句首的“是”而言，这个“是”只能是：要么表示复指，要么表示肯定确认，要么表示判断；要么是指代词，要么是形容词，要么是判断词；总之，同一个“是”的性质非此即彼，不可能同时既是此又是彼（虽然洪诚、林序达指出“是”不是纯粹指代词，但落实到具体的“是”上，仍持单性论）。（2）并且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是”最初都是从单纯的指代词发展而来的。

外因说由于具有某种可验证性，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内因说由于无法证明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在语义语法上的相互关系，很少有人赞同。

无论外因说还是内因说，都以系词“是”的来源观为基础，因此，关于“是”的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系词“是”的来源问题。由于系词“是”来源于指代词“是”的观点从一开始基本上成为“定论”，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便归结于指代词“是”发展为判断词“是”的时代问题。由于对“是”的具体例证究竟是指代词还是判断词的看法不同，结果在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上争论长达半个世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近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进展。[19]

注释：

[4] 王力《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载《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1937年。

[5]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第二章“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937年，王力先生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提出：“是”作为系词是东晋六朝出现的。后接受洪诚先生意见，在《汉语史稿》中修改为“公元一世纪前后”。

[7]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载《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

[8] 赵立哲《再论先秦时代的系词“是”及其发展——兼以请教于王力先生》，载《辽宁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徐德庵《上古汉语中的系词问题》，载《西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9]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汉语语法史》，第19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0]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

[11] 林序达《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12] 洪心衡《〈孟子〉里的“是”字研究》，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洪成玉《判断词“是”的来源——与王力先生商榷》，载《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3] 任学良《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4]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353页。

[15] 冯胜利《古汉语判断句中的系词》，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16]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向熹：《简明汉语史》（下），第147-14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陈宝勤将“同形影响说”具体解释为“误识”，认为：“由于指示代词‘是’作谓语的判断句与形容词‘是’作谓语的肯定句句式相同，均为‘名+是’；语义相近，均为对主语的肯定。故在作谓语的形容词‘是’的影响下，人们就将作判断谓语的指示代词‘是’理解为表示判断的系词‘是’了。 ”（陈宝勤：《汉语造词研究》，第16页，巴蜀书社，2002年）但问题是，将指代词“是”误识为表示判断的系词“是”要以已经存在判断词“是”为前提，如果判断词“是”尚且不存在，怎么可能将指代词“是”误识为判断词“是”？

[17]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第二章“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

[18] 洪成玉《判断词“是”的来源——与王力先生商榷》。

[19] 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可能由以下四个因素造成：一是材料的缺乏，二是研究力量不足，三是提问的方式不对，四是研究的方法不当。显然，“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不是材料缺乏的问题。“是”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从那一时代起，大量文献资料保存完好，这是我国汉语言学家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也不是由于研究力量不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语言工作者对“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参与了“是”问题的论争，著名语言学家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罕有语言问题吸引过如此众多的语言研究者。既然“是”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不在材料和研究力量上，我们就应该考虑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两个因素了。

四个因素中，提问方式的问题最重要，但也最隐蔽，最不容易为人察觉。如果提问的方式不对，那么一开始就会把整个研究引上错误的方向。如上所述，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指代词“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变成判断词‘是’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1]：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预设本身就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同样，如果我们问：判断词“是”是由指代词、还是由形容词演变来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确认、肯定的“是”，是语音相同、但语义上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词。但这也是一个未知的尚待探索的问题。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间、来源以及成因等问题的讨论，都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上：指代“是”、判断“是”、形容“是”是三个不同的词。这个预设本身不仅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甚至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2]，就被我们不假思索地作为研究“是”问题的基础。可是，这个基础是否可靠，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从语法上看，判断“是”与指代“是”有直接关系；从语义上看，判断“是”又与表示肯定的形容“是”有密切联系，即：

指代“是”     形容“是”

语法      / 语义

 系词“是”

如果说指代“是”与形容“是”是两个不同的词，系词“是”怎么会与它们有这种奇特的联系？如果说系词“是”由指代词发展而来，系词“是”的确认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系词“是”由形容词发展而来，怎么解释系词的前身总是处于句首主语的位置？以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预设作基础，结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几十年不能取得进展。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判定：这一预设既然没有加以论证，那么显然，它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假如它是错误的，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应该问一问：

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判断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

只有对上面的三大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来源及成因等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现有提问方式下所存在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问题，都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是关于判断词“是”来源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代词说”所存在的问题。一个指示代词为什么会变成判断词？这一问题不是问的指代词“是”是怎么变成判断词“是”的，这是一个机制或方式问题；我们问的是指代词“是”变成判断词“是”的理据。根据语法化理论[3]，一个词汇词演变为一个语法词，其必要条件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语义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甲词语法化为乙词，甲词乙词之间必然有语义联系。那么，表示指代的指代词“是”和表示确认的判断词“是”有什么语义联系？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可是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在语义上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正如蒋绍愚所说：“指示代词‘是’和判断词的‘是’在词义上是没有关系的。”[4] 如果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两个词语义上没有联系，就像名词矢的之“的”不可能变成结构助词“的”一样，指代词“是”怎么可能变成判断词“是”？

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任何一个词语的发展演变，我国语言学界从来都要从语义上探究其发展孳乳的关系，惟独对判断词“是”，学者们（包括著名语言学家）却没有这样做。除个别语言学家表现出对此有所觉察外，绝大多数人或没有意识到或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动词“刻”和时间名词“刻”，在没有找到“漏刻”这个中介前，如果有谁说时刻之“刻”是从雕刻之“刻”发展而来，学者们会认为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在任何语言研究中都被视为必有的理据标准，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被抛弃了或者被忽略了呢？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汉语史上的其他语法词，我们都给予了语义上的解释，比如，动态助词“着”、“了”、“过”，介词“把”“被”，它们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对这些语法词的研究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语义相关性的论证。唯独对汉语最重要的语法词——系词的研究，我们却没有进行这种语义相关性的考察。事实上，语义与语法位置、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任何一个词的语法位置或语法功能都是由这个词的语义决定的，词义是本，语法功能或语法位置则是末，都是词义的体现方式。目前对“是” 的研究是本末倒置的、至少是缺失了重要环节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缺乏可靠性。因此，在这种不可靠的基础上争论哪些“是”为判断词，哪些“是”为指代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承认近指代词发展为判断词不存在语义根据问题，这就是说，近指代词都有可能发展为判断词，那么，上古有“兹”“斯”“之”“此”“是”一组近指代词，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指代词发展成判断词？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用形式主义的“位置说”来解释，说是因为有利的语法位置使“是”变成了判断词，那么，就会引出第三个问题：上古“此”也可以不用系词而直接构成判断句，即“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此”为什么没有变成判断词，“是”却变成了判断词？与此类似的“类推说”，认为汉语占主导地位的SVO（主+动+宾）语序，将处于“S是O”（话题＋主＋宾）语序中的代词主语“是”，类推为了动词V，这种解释也会引出同样的问题：“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为什么“此”没有被“类推”为动词V，而“是”却被“类推”为V了？“变位”解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的指代功能会弱化，“此”的指代功能却没有弱化；为什么“是”前可以出现副词，“此”前就不能出现副词？

“位置说”还会引出第四个问题：如果语法“位置”是决定因素，那么上古“为”和“乃”不仅本来就有判断功能，而且本来就处于系词位置，为什么语法位置更为有利的“为”和“乃”没有发展为判断词，“是”却发展成了判断词？

对这一问题，如果用形容词“是”的“影响说”来解释，就会引出第五个问题：如果上古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本身在语义上毫无关系，就像燃烧的“然”不能影响然诺的“然”一样，表示肯定的“是”又怎么可能影响表示指代的“是”呢？

上面的问题还会引出更使人困惑的第六个问题：“非”被认为与表示肯定的形容词“是”是一对反义词，可是，“非”却很少作为形容词“是”的对立面出现，而主要是作为所谓指代词“是”的对立面出现，“非”主要用于表示否定判断，而所谓指代词“是”则主要用作肯定判断。为什么表示否定的“非”实际上主要不是与表示肯定的“是”、而是与表示指代的“是”在判断上形成对立呢？

这个问题还会引出第七个问题：大量调查显示，所谓近指代词“是”与上古所有的其他近指代词非常不同，上古近指代词“兹”“斯”“之”“此”要么很少、要么根本不能直接构成判断句，惟独“是”却主要被用来直接构成判断句。这是为什么？这种构成判断句的“是”难道真的与“兹”“斯”“之”“此”一样为纯粹的近指代词吗？

这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其实都指向一个相同的问题：所谓表示指代的“是”、表示判断的“是”、表示肯定的“是”，它们到底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显然，这是解决上述一系列疑难问题的基础。本论文这种提问方式，就是对过去讨论“是”问题的基础的发问。如果能对这一基础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至少可以明白“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而不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至耗费几十年时间而没有进展。

注释： 

[1] 预设（presupposition）是语义学、语用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意指在话语中作为不言而喻的信念接受下来的前提条件（conditions）。

[2] 虽然林序达先生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中提到：“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系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但也仅仅是提到而已。

[3] 语法化理论（grammaticalization）是研究新兴语法手段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的理论，在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主要代表著作有：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pper，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Grammtica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蒋绍愚《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第187页，《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这种长期没有结果的争论，除了提问方式上存在问题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问题。在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上，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为十几例语言材料中的“是”的性质问题而争持不下。持“先秦说”的学者列举出的语言材料，总会遭到各种质疑。首先是对这些材料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判定。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一例，有人认为这个“是”为判断词，有人却认为是指代词。双方似乎都有理由，但又都难以使对方信服。即使拿出了只能讲成判断词的例子，材料的可靠性又可能被怀疑。如《论语·微子》桀溺问子路一段：

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是鲁孔丘之徒与”里这个“是”只能讲成判断词，否则意思不通，但王力提出这可能是伪文。虽然王力后来没有坚持伪文的说法，但先秦文献遭遇秦火是事实，用个别的材料来作证据，确有不严谨的问题。就是秦汉的个别材料也未必可靠，如《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王力认为传抄有误，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使文献可靠的，又可能因别的问题发生争论。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有以下五个例句： “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是是苦彗”、“是是苦发彗”。这些句子没有篡改或抄录错误的问题，但是，对这些“是是”句，裘锡圭、郭锡良等认为“第二个‘是’显然是系词”[1]，而以王力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却不这么看，甚至还有人认为第二个“是”是副词。[2] 墓主人安葬于公元前168年，以文字形式出现在帛书上的这些“是是”句，在实际语言中出现的年代当远在墓主人安葬之前。多数学者据此认为这一文献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的语言实际，因为秦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战国末年距前168年不过50余年，而且根据考证，“是是”句内容所载为公元前369年至前345年之事。但郭锡良认为这些“是是”句“更可能只代表西汉初期的语言”。[3] 诸如此类，因而争论没有结果。

王力有著名的“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强调语言研究要以充分的语言事实为依据。按说，根据这一原则，只要发现了足够的“是”作系词的最早的例子，而这些例子又都可靠，“是”产生的时代问题就应当不难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上，持“先秦说”者所举材料不能算少，可是，以目前争论的状况看，即使再发现一些材料，也很难有个结果。从这个角度讲，问题不在材料的多寡上，而在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判定上，准确地说，在我们分析这些语言材料的方法上。

近几十年的汉语史研究，因受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其主导倾向是单纯强调外在形式上的语法分析，排斥实质性的语义分析。占统治地位的“位置说”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一个词处于什么语法位置，不处于什么语法位置，能同什么词结合，不能同什么词结合，决定因素是这个词的词义，是词义决定这个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位置，而不是相反。当然，科学研究需要分析，因而既可以侧重于语义研究，也可以侧重于语形研究；而且应该承认，愈益为人所重的语形分析方法操作性强，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随意性，的确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但把语形分析推到极端，排斥语义分析，就形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偏颇态度。在对汉语“是”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应该看到语形分析只是对语言的表现形式的分析，即使分析得再精确，如果不能得到语义上的支持，缺乏理据，就难免顾此失彼，难以得到贯通一致的解释。上面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暴露出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无能为力。

有些时候，这种单纯的语形分析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孟子·告子上》：“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4] 这是认为判断词“是”产生于先秦的学者提出的一个重要证据。他们认为这个“是”只能是判断词，因为它接受副词“均”修饰，而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或代词的。但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他们认为上古副词可以修饰名词，并提出《左传·庄公六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等证据。他们认为“均是人也”与“必此人也”为相同结构，既然“必此人也”的“此”不是判断词，那么“均是人也”的“是”也不是判断词。[5] 有意味的是，对立双方所采用的都是语形分析方法，却导致了对同一语言材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对这个“是”的性质的判定，可能20世纪之前的传统小学家反倒会更准确，因为根据这两句话的完整语义，“均是人也”的“是”与“必此人也”的“此”语义完全不同。“此”句全句意为：亡邓国的一定（是）这个人，“此”讲作指代词（这），无论语义语法都通；而“是”句的这个“是”不可能讲作指代词“这”、“这种”一类的意义，因为将“均（是）这种人”与“或为大人，或为小人”放在一起语义不通，而将“是”讲成系词则文理皆通，也就是讲作：（大家）都是人，有人成为大人，有人成为小人，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只可能是表示判断的系词。这个例子说明，被认为最“客观”的语形分析方法，也可能导致错误。语言现象是语义和语形的统一体，两者不可分割。单纯语形分析的形式主义方法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弊病，完全撇开语义，只讲语形，其要害是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即使是著名学者也难免犯错误。

既然单纯语形分析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导致错误，那么，在对“是”的研究中，除了语形分析外，难道不应该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吗？世界语言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形式主义后，已经开始反思单纯形式主义的弊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语义问题已重新受到重视。但是，重新关注语义研究，不是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只重语义，排斥语形，今天的语言学，正在探索语形、语义相结合的研究路子，这表现在功能语法和配价理论影响的日益扩大，也表现在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越来越重视语义的形式化研究；我国语言学界对语言三个平面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倾向。[6] 在“是”的问题上，半个世纪的语言研究实践表明，单纯的形式化的研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适应研究的需要，以期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应该认真探索一种语形研究与语义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我国语言学对词义的发展讲求探究语义发展孳乳的关系，专门研究语法词的语法化理论也认为，实词语法化的首要条件是语义的相关[7]。这就是说，无论中外的语言学都有着这样一个共识：任何词的发展演变都以这个词自身内在的语义为根据，没有哪一个词变为语法词是完全由外在的语法环境决定的。“是”的发展演变也必定以它自身内在的语义为根据，它的语法特征也必定是其内在语义的外显，因而对它的语法特征的分析，最终还要看是否与它的语义根据相符合，如果语法分析与语义分析相符合，也就是语法分析能得到语义解释，就说明两个方面的分析都是正确的，反之，则某个方面的分析可能出现了错误。这种方法是合乎语言规律的研究方法。

目前，对“是”的研究，还没有真正的解释性研究，因为现有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始终在外在的语法现象上。现有的研究实际主要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的问题，即系词“是”的前身的语法性质是什么；第二，怎么样的问题，即“是”是怎样从指代词发展为系词的。什么和怎样这两个问题关注的焦点都在“是”的外在形式上，而没有深入到“是”内在的语义根据去进行解释，因而，它们采用的都是形式分析的方法。本论文除了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外，还要回答一个尚未被认真提出，或者说尚未被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指代词“是”能够发展出具有确认义的系词来，也就是解释系词“是”的内在语义根据的问题。这就需要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透过外在形式深入到“是”的内在语义中，去探求“是”的发展孳乳关系，使系词“是”的确认义与其前身的语义相关性这一根本问题获得解释。

“是”的外在语法特征决定于语义，因而“是”的语义根据问题，是所有“是”的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描写的方法和形式分析的方法都无能为力，这是因为描写和形式分析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正因如此，才往往出现解决一个问题，引出一串问题的情况。语义根据问题只能依靠语义分析，只有语义分析才能“知其所以然”，最终达到解释的目的。

此前，从语法角度探讨一个词演变的机制，带有一定的解释性，但只是从外在形式到外在形式的解释。它总以某个词确定的语法性质为起点，而不会对这个起点进行追究，因而，它只适用于研究语法性质确定的词的演变，而不适用于语法性质尚不确定的词的研究。当一个词的语法性质还在争论时，它必须依靠假设，给出这个词的语法性质，然后根据语法规律解释这个词演变的过程。一旦假设出现问题，所谓演变机制的讨论就完全建立在虚幻之上；即使假设正确，语法层面的解释也只是解决怎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因而这种解释是有限的。石毓智、李讷认为汉语的SVO语序，将代词主语“是”类推为了动词V时，回避了“此”为什么没有被类推为V的问题；冯胜利指出副词不能出现在“此”前，而出现在了“是”前，这是作主语的代词“是”能被推至“停顿”位置的原因时，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副词会出现的“是”前，而不出现在“此”前。因此，语法层面的解释非常有限。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词的演变，不能以语法特征为起点，而必须深入导致这一外在语法特征的内在语义根据。对“是”的研究也应当如此。“是”能发展为判断词，必然有其尚不为人所知的内在语义根据，因此，我们也应当由外在的语法特点深入到内在的语义根据。换一个方式说，看来合理的形式分析的结论，最终都必须经过语义分析的检验，只有符合语义相关性的语形分析结论，才有可能是完满自洽的结论。

语义问题异常复杂，“是”的语义的发展孳乳关系没能展开研究与此关系很大。面临“是”的语义领域几乎完全是一片空白的状况，我们进行语义分析的尝试只能从零开始。

首先是对所谓“判断”的界定，亦即确立汉语“是”是否为“判断词”的衡量标准。语言学界目前所使用的术语“判断词”“判断句”“系词”“系词句”等，意义相当含混。例如，我们不知道，将“陈涉者，阳城人也”、“水北为阳”一类句子称为“判断句”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因为严格地说，这两句都不表示判断，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断定，而是陈说：前者是事实性陈说，后者是知识性陈说（关于断定与陈说的区分，详见下文）。而如果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术语的含义，就随意使用它们，结果只会导致混乱。要真正对“是”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有一套严格定义的术语。

通常将现代汉语中凡是含有系词“是”的句子都说成“判断句”，但实际上，从语义角度看，系词“是”句表达的意义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句子就说话人来说只是对某个已知的事实、知识或道理的陈说，并没有揭示任何未知的新的东西，如介绍“我是成都人”和讲述“氯化钠就是盐”，这类句子的表义功能可称为“陈说”。另一种情况则是，这个句子就说话人来说揭示了某种未知的新的东西，如“这是件坏事”，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判断”，即判定、断定。鉴于语言学界已经习惯使用的“判断”一词意义含混，将非判断也叫做判断，因此，我们将这类真正表示判断的句子的表义功能称为“断定”。这就是说，通常所谓表示判断的“是”，语义上区分为表示陈说与表示断定。断定与陈说的区别在于是否揭示了未知的新的东西。断定是对未知情况的揭示。[8]

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断定原本就是指的对未知情况的揭示。这在作为“群经之首、百行之源”的《周易》中是最为典型的：彖辞、即卦辞（实际也包括爻辞[9]），有时直称“断辞”[10]，就是断定未知的未来的吉凶祸福的，所以古训认为：彖者，断也。这种吉凶祸福的结果对于求卦者来说是未知的，所以他才问卦求神；而神通过彖辞的断定，向他揭示这种吉凶祸福的结果。因此，在《周易》中，“彖”、“断”与对未知情况的“揭示”之间具有内在的语义联系，。要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断”与“示”（揭示）是密切相关的。

在本论文中，我们将使用“断定”一词表示对未知情况的揭示，并将这种表示对未知情况揭示的句子称为“断定句”。至于“判断词”，我们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仍然笼统地既指语义上含有判断性的词，也指语法上具有系词“是”功能的词；“判断句”也仍然在原来的意义使用，既指古汉语中以两部分直接构成的任何表示断定或陈说的句子，也指现代汉语中含有系词“是”的句子。换句话说，判断包括陈说与断定，相应的，判断句也包括陈说句和断定句。“系词”一术语我国语言学界指专门用来连接主语和宾语，以表明宾语与主语的某种关系的词。本论文中“系词”仅指已经占据了述语[11]位置并能受“不”修饰的“是”；“系词句”仅指由系词“是”构成的句子。至于上古“为”和“乃”虽然可以占据系词位置，但只称作“具有系词功能”。

在以上术语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将会发现，在上古所有判断句（名词判断句、“是”判断句，“此”判断句、“为”判断句、“乃”判断句）中，惟有“是”判断句是主要表示断定的，而其他判断句则主要表示各种陈说或解说。[12]

这样，就为解释判断词“是”的来源和成因作好了基本的准备。围绕“是”为什么发展为系词这个核心，循着解释的思路，采用语形分析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力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上古“是”“兹”“之”“斯”“此”一组近指代词中，为什么只有“是”发展为判断词？第二，在上古同样具有判断功能的“是”“为”“乃”等词中，为什么只有“是”发展为判断词？[13] 第三，在上古各种判断句中，“是”判断句在语义表达功能上有什么特点？这一特点与“是”发展为判断词有什么关系？第四，所谓指代“是”与判断“是”、肯定“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究竟是三个词还是一个词？第五，汉语“是”发展为判断词的内在语义根据是什么？

要对上述诸问题展开对“是”的解释性研究，首先必须对上古“是”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也就是说，论文反对为描写而描写，但认为正确的解释必须以准确的描写为基础。就具体方法而言，语义分析法必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为基础，为此，论文将采用调查法，对上古文献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包括传世的文献和西周春秋金文。论文调查的传世上古文献共有以下17部：

《易经》《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

《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

在调查的基础上，配合统计语言学的统计法和比较较语言学的比较法，以全面了解上古系词“是”的前身以及相关词的语言面貌。

过去，囿于技术手段，不能对整个上古“是”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清楚的把握，只能依靠有限阅读范围内的感觉，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范围有限；第二，认识模糊，且不说感觉往往不可靠，就是感觉可靠如没有全面的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对比，也很难发现材料中所包含的重要信息。调查法、统计法和比较法，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调查法可以获得全面坚实的材料，分类统计法可以使各类材料显现互相之间出现的概率，比较法能有效发现同类语言现象内在的差异。综合采用这些科学方法，可以避免个别列举法材料可能不典型的弊病，（如我们找出的几例甚至十几例材料，可能属于语言现象中常见的例外现象）能保证描写的全面、准确，为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和严格的逻辑论证，最终解释“是”的来源及成因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然，科学的描写方法，始终为解释服务，论文始终是循着解释的思路来运用科学的描写方法的，以第一个问题为例：人们认定“是”自产生之时就是一个近指代词，它的其他各义都是从近指义发展而来。但是，“是”不见于甲骨文，在“是”出现之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