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垃圾焚烧大师徐海云，在遭遇公众对垃圾焚烧厂提出质疑时，往往会抛出一大段反驳的专业术语，然后谆谆教导公众说，正规垃圾焚烧厂，投资到位，技术先进，运营精细，管理可靠，监管严格，信息透明，公众完全可以像信任政府一般信任这些垃圾焚烧运营企业。

接着，他往往会接着说，公众不用对二恶英表示任何的担心，因为正规的垃圾焚烧厂，最有利于节能减排，不仅仅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肯定大量减少了二恶英的排放。“比起正规的垃圾焚烧厂，公众更应当关注那些野堆乱烧的垃圾。”

徐海云对这些野堆乱烧的垃圾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慨，他不知道那些帮助中国政府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而努力计算全国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总值的那些高级专家们，脑子是用什么做成的。因为这些专家，把野堆乱烧冒出来的烟尘，当成“无组织排放”，有组织有预谋地不列入排放总量的计算中。虽然中国每天有无数的垃圾在“自燃”、“被自燃”，但这些专家认为，这些野堆乱烧，都不是问题，都不会对中国的环境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徐海云生气归生气，但他相信，拥有先进的焚烧技术、每天有能力火化几千吨的超级垃圾焚烧厂，是替换这些野堆乱烧的最明快的方式。因此，他告诫公众，不仅要对野堆乱烧保持警惕，更要对集中焚烧保持信仰。

北京市容市政管委的卫潘明处长，对公众抱有同样的鄙夷。他认为公众对中国各地政府安排的那些“科学无害”的专业化垃圾处理设施，存在着诸多误会。而这误会的形成，除了公众是永远无知之外，某些“非专家”的胡搅蛮缠制造非理性舆论，为个人名声而惜蓄意误导公众。他最近频频在博文里轮番上阵地说，大家要相信政府，相信科学，相信专业化垃圾处理设施的能力。

同样，清华大学的聂永丰大师也说，比起那些“小土炉”来，正规的、高大的、投资动辄数十亿元的垃圾焚烧炉，要保险、安全得多。公众完全可以不必对自己表示担心，环保组织完全可以不必对生态环境表现担心。有了大型专业的垃圾焚化炉的担当，我们的环境将越来越安全。

可惜，现实无情地证明了这几位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患上了“技术妄想症”，在他们相信技术、投资、政府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公众看到，中国所有的垃圾，仍旧是公众健康的重大危害源；在他们像瞎了眼似地盲目声称正规处理比野堆乱放要有效得多的时候，公众发现，越正规的地方，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越严重，住在旁边的居民无法呼吁，驻扎在旁边的部队无法晨练，住在旁边农田长不出庄稼，住在旁边的母猪生病、猫狗死亡、牛羊报废。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正规公司像正规政府一样不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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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7日的无锡事件。数千防暴警察暴力镇压想讨个说法的公众。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欺骗公众盲目上马的后果，就是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社会代价骤然加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去广州李坑边的垃圾焚烧厂看看，据说这个垃圾焚烧厂没有市长的许可令，不允许任何“闲杂人等”进入。但周边的村民说，这个垃圾焚烧厂，除了烧指定的垃圾之外，还经常烧些工业垃圾，除了烧“安全垃圾”之外，还烧些有毒垃圾。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去全国所有的医疗焚烧厂看一看。2003年，因为“非典型性肺炎”在全国的典型流传，各地政府为了给公众制造一个关注环境健康的假相，几乎在一夜之间都纷纷建设了医疗垃圾焚烧炉。可惜，这些医疗垃圾焚烧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它们的排放全都不达标，把医疗垃圾火化的后果，就对周边产生更大的危害。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医疗垃圾焚烧炉全都报废。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医疗垃圾，现在已经全部偷偷转运到天津的一个垃圾焚烧炉里集体焚烧，据说天津的那个炉子吞吐量比较大——但这个信息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官方不许公众知道，那就意味着，这个炉子有可能存在重大的风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到江苏去看一看，这个全国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目前暴露出了大量的垃圾焚烧所产生的问题，苏州、南通、无锡都有案可循。南通海安的垃圾焚烧厂，正貌似导致一个身边的儿童一出生就患了脑瘫。无锡市在2004年、2006年已经悄悄地建设了两座垃圾焚烧厂，这两个焚烧厂建好之后，公众原本都不知情，可惜有一个叫惠联的垃圾焚烧厂，想烧“污泥”，2011年3月份，在进行试点火时，冒出来的臭气，熏坏了周边群众，当地居民才知道，身边潜伏许久的“热电联产”企业，是不声不响地做垃圾焚烧的。2011年1月份，无锡的第三座垃圾焚烧厂——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试点火，也是其冒出来的臭气把居民从蒙昧中熏醒，他们这才发现，过去说的“太公庙”一夜之间变身为垃圾焚烧厂。当他们想找政府理论时，政府却告诉他们，只有听从和接受污染的份，不要怀疑，不要焦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去北京的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看看，这些中国数得上的大型垃圾填埋场，长久以来一直依靠污染周边公众而存续。它们的下面，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它们的天上，空气能让人窒息、中毒；它们的周边，公众即使没患病，也得每天在臭气的包围下过日子。

既然此前没有一个案例能证明专业化的、无害化的、科学化的、政府化的处理方式，能够保证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我们的这些大师们，凭什么让公众相信，正规的就比野堆的要好？既然此前我们所有上马的已经运营的技术都在伤害周边的公众，公众凭什么相信，你今后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上马的项目，就“有望”让公众信任起来？

我们看到了太多撒谎的案例。这些案例足以证明，越堂而皇之的人，越可能是撒谎成性的人。越拼命想说专业、科学的人，越可能是迷信的牺牲品，无情的代言人。所有的公众都是聪明和豁达的，他们看一切问题都会有公正和客观的眼光。技术再先进，投资再庞大，理论上再可行，政府再拍胸脯保证，专家再如何的出卖人格，都不足以让看到了太多残酷真相、遭受了太多苦难迫害的公众，产生那么一点点“出于同情的信任感”。

任何项目，缺失了公众的参与，就会变态和变形。任何事情，缺失了透明和开放，就会畸形和癌变。既然如此，我们与其宣扬政府的可靠，专家的可信，技术的发达，监管的严格，不如在程序上事先充分相信公众，举办公众听证会，持续开放让公众参观，鼓励第三方随时进行检测，设计大量的科研项目严密追踪其环境风险。号召所有“好管闲事”的人，随时对垃圾处理评头论足、议论百出。这样，虚假的才可能趋于真实，“科学”的才可能摆脱技术崇拜狂的迷信基因，“政府机密”的才可能流淌为公众常识，“商业阴谋”才有可能转正为公众决策。（201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