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第十卷笔记

2018-06-26

选择《理想国》第十卷，作为给绘画专业大一学生《美学》课的精读材料，表明任课老师有哲学高于艺术的观念倾向，另外，对大一学生而言也显得有些艰涩，但并不是不能理解。

《理想国》，又译为《共和国》，柏拉图撰，主要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城邦，围绕正义主题展开对话。第十卷论及作为模仿的艺术，主要举了诗歌（尤其是《荷马史诗》）、戏剧、绘画这三种艺术形式，对诗人、剧作家、画家的创作活动的性质进行了说明。

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希腊时代，主张以哲学（爱智）代替诗歌来对公民进行教育，所以要求将诗人逐出城邦，因为诗人用格律语言创作的诗歌，描绘了人们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内容，如哭泣、哀伤、怯懦、冲动等，而这些都会将引导人们远离善与真理（真实），无益于建立一个正义、有序的城邦。哲学则倡导理性的内容，如正义、节制、勇敢、知识等美德，会教导人们克制自已的情感，去做有益于善的事情，从而达到真理。

书中，苏格拉底通过区分三种形态的床，说明谁是“真正的模仿者”。三种形态的床：神造的床，即自然的床；木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

1．苏格拉底说，“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

2．形式（form）或理念（idea），就是柏拉图说的“可知世界”，即不变的、不可毁坏的真实界。而感官可以感知到的经验世界，柏拉图称为“可见世界”，是有生灭的，因而其中没有真理。有生灭的、可毁坏的就是恶，不变的、永恒的、不可毁坏的就是善。

3．形式或理念，如床，是任何人造不出来的，属于神或自然的王国。如几何学上讲的直线，是纯形式的，是绝对的直线，而经验到的直线都不是绝对的直线，肯定有程度不同的误差。

4．神造了“一个本质的床，真正的床”，即形式或理念的床，只有一个。

5．木匠造的床，不是“真正的床或床的本质的形式或理念，而只是一张具体特殊的床”，他可以造许多具体的特殊的床，而许多具体的特殊的床都是对“形式或理念的床”的模仿。例如请每一位同学各画出一个直角三角形，首先直角三角形是一个形式或理念，即绝对的直角三角形；同学们画出的直角三角形，则虽然都是直角，但各不相同，边长、二锐角可能都不一样。画出来的具体的特殊的直角三角形，就是对直角三角形这个形式或理念的模仿。

6．画家画的床，是对神造之床和木匠所造的具体的特殊的床的模仿，因而与真理隔了两层。神是床的自然的创造者，木匠是床的制造者，画家只是神、木匠制造的床的模仿者。因此，画家是真正的模仿者，因而离真理最远。

艺术的本质是模仿的游戏

柏拉图将一切事物区分为事物本身，指形式或理念，与事物的影像或样子，画家只是模仿了事物的样子，而不是事物本身，即不是对真实的模仿。

以荷马为例。如果荷马对自己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就一定不会“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愿献身于模仿”，但他献身于模仿，因为对所模仿的事物没有真知。因此荷马史诗对好的城邦的建设没有帮助，不是一个“优秀立法者”。

书中，柏拉图还区分了三种技术，即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模仿者的技术。

苏格拉底说，人与自然创造的一切，如一切器具、生物，再如行为的至善、美与正确（立法者为行为建立的原则），其目的都与使用有关。

使用者对所使用的东西“最有经验，使用者把用具的性能好坏通报给制造者，制造者会根据他的意见制造出更好用的东西出来。比如笛子，吹笛子的人最能知道它的性能，制笛子的人则能根据吹笛子的要求去制造笛子。因此，制造者对笛子性能有“正确信念”，即对吹笛者的意见的信念，而使用者则对拥有知识。而模仿者却对“自己模仿得优还是劣，就既无知识也无正确意见了”。所以，“模仿者对于自己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一提的知识。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相当悲剧作家的诗人，不论是用抑扬格还是用史诗格写作的，尤其都只能是模仿者”。

绘画等艺术的魅力发挥是利用了人的天性中的弱点

心灵中的弱点，如同样大小的东西，远看、近看在眼睛里就会不一样大小，同一根筷子在水里看还是不在水里看，其曲直就会不同。量、数、称，这些计量活动，属于心灵中理性部分的工作，能够对事物达到客观而尽可能准确的认知。

因此，心灵有两部分正相反对的活动，一是与计量相反意见的部分，一是与计量一致的部分，前者是恶的部分，不能达到真实，后者是善的部分，能够达到真理这个目的。“绘画以及一般的模仿艺术，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模仿品），是在和我们心灵里的那个远离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与真理为目的地在向它学习”。所以说，“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模仿打动的是心灵中非理性的恶的部分，如诗歌，描述好运或坏运，让人感受到苦或乐。但是若一个优秀的人交恶运，就会用理性节制他的痛苦，“促使他克制的是理性与法律，怂恿他对悲伤让步的是纯情感本身”，而诗歌或戏剧却助长了他的情感。

心灵中不冷静的部分，给模仿提供了大量材料。而理智的平静的精神状态，因为几乎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是不容易模仿的。诗人、画家的创作，其真实性很低，因为他们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找交道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另外，“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

柏拉图的时代，是一个爱智的时代，哲学的时代，正是要用哲学代替史诗来对公民进行教化的时代，因而从真理、真实角度，对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予以贬底。他把世界区分为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把心灵区分为理性（爱智）与非理性（悲伤、痛苦、快乐）两个部分，前者有益于建立一个治理良好的城邦，后者则毫无助益。

在《理想国》里不适合讨论艺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与目的不同。这里，柏拉图把艺术视为一种“模仿的游戏”，远离真理，助长心灵中低贱的部分，因而主张把诗人逐出城邦，反对由他们来治理城邦。如韩非子《五蠹篇》把儒者、文士、游侠等视为国家的蠹虫，予以清除，只要明主、明法之士、农民，就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又如，有一段时期，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等直接劳动者创造价值，因而对资本家、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给予严厉的改造。柏拉图则主张“知道一切”的爱智者出来治理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