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私房场面”

     “场面”是伶界术语，指佐奏的乐队，老话儿也叫“随手”。早期的京剧戏班无论规模大小，至少有六个人专司场面。班中无论大小角儿，登台唱戏一律由戏班场面佐奏。这个“场面”固定而公用，称作“官中”。旧戏班中凡公用之物均谓之官中，如官中行头、官中场面，官中师傅（梳头、勒头等）等。与“官中”相对的谓之“私房”。

光绪十六年（1890），谭鑫培入选清宫升平署进宫承差，成为内廷供奉，自此逐渐走红。光绪二十二年（1896），老谭很看好承差内廷的官中胡琴儿孙老元（孙光通，又名佐臣），就托人引介，聘孙老元专为自己拉胡琴儿，遂谈妥“公事”（伶界术语，指待遇报酬）。与此同时，老谭又聘鼓佬儿李五（李奎林）专事给自己打鼓。由是，谭鑫培首开伶界场面专傍一人之先河，称作“私房场面”。此遂成为伶界一俗并流行。

私房场面谓之“傍角儿”，又叫“抓龙尾巴”，由角儿自己开戏份儿（另有“脑门儿钱”一俗）。私房场面与角儿专门聘用的盔箱、检场等师傅属于角儿的跟包。旧时伶界角儿的跟包分两种，一种是这类具有手艺的，须拜师学艺且在精忠庙具名挂号，算是内行。另一种只负责杂项事务，如背行头、端茶递水、跑腿儿送信等。他们无专门技艺，听话勤快好使就行，属于外行。

无论是官中场面还是私房场面，均以鼓佬儿和胡琴儿为代表，或者说主要指鼓佬儿和胡琴儿（场面另包括武场之大锣、小锣，文场之月琴、弦子等，故又谓之“六场”）。

梅兰芳先生大红于民国二年（1913）第一次赴沪回京之后。此前，梅先生只有私房胡琴儿而没有私房鼓佬儿。私房胡琴儿即茹莱卿先生（早期唱武生，后改场面，拜胡琴儿圣手梅雨田为带道师），鼓佬儿则用官中。这次赴沪头牌是凤二爷（名须生王凤卿），梅先生挂二牌给凤二爷挎刀。凤二爷的私房鼓佬儿是王景福（场面老辈儿，曾给老谭、俞毛包菊笙打鼓），胡琴儿是田宝林（老辈儿旦角儿演员，三庆四箴堂科班教习，陈德霖、王瑶卿均出自其门下。后改场面，傍凤二爷）。临行前，凤二爷的鼓佬儿王景福先生以年纪大手脚不灵便为由，特地把鼓佬儿杭子和推荐给凤二爷。如此，梅先生第一次赴沪的场面，私房胡琴儿是茹莱卿，鼓佬儿则用凤二爷的杭子和。

缘于杭子和在京师田际云的玉成班顶过官中鼓佬儿，梅先生在玉成班唱头牌所用之官中鼓正是杭子和先生。在沪三十多天的演出，梅先生觉得杭子和的鼓傍得严实，戏路熟悉，回京后，即专聘杭子和为其私房鼓佬儿。梅先生从此有了自己的私房场面。

不久，杭子和觉得同时傍凤二爷与梅先生实在忙不过来。凤二爷在双庆班是大轴儿，梅先生在玉成班也是大轴儿，二人在两个戏园上场时间几乎同时，杭子和两头儿赶包着实辛苦，遂就辞掉了梅先生这边，将鼓佬儿何小把（何斌奎，字润清）推荐给梅先生。何小把是梨园世家，其父何四把是前辈鼓佬儿，与侯双印先生齐名。何小把的鼓尺寸准，板眼稳，款式大方，正合梅先生端庄典雅之台风，梅先生遂聘为己用。民国八年（1919），梅先生第一次东渡日本，随行的私房场面即是何小把与茹莱卿。

民国十年（1921），梅先生赴香港前，茹莱卿先生年老多病不能随梅先生南下，就请徐兰沅先生代劳。徐兰沅先生自谭鑫培的胡琴儿梅大锁辞世（1914）后，即被老谭聘为私房胡琴儿。民国六年（1917）老谭辞世，徐先生为老谭的姑爷王又宸操琴四年。梅先生由香港回京后，茹莱卿先生的身体已不能登台，徐兰沅即接手成为梅先生的私房胡琴儿。此时的鼓佬儿仍是何小把。

民国十九年（1930），梅先生赴美，鼓佬儿何小把让儿子何增福代己随行，胡琴儿是徐兰沅先生。及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何小把因病辞世，何增福正式接替其父成为梅先生的私房鼓佬儿。民国三十八年（1949），徐兰沅先生退出梅剧团，遂由王大少（凤二爷之子王少卿）给梅先生操琴。自民国十二年（1923）始，王大少就给梅先生专傍“京二”（他同时给其父凤二爷拉胡琴儿），实际已算是梅先生的私房场面。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梅先生在沪期间登台（包括1948年拍摄电影《生死恨》），鼓佬儿多是王燮元，胡琴儿是王大少，京二倪秋萍（王大少弟子）。

（1949年以后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