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雄村的名气很大，是因为曹振镛的缘故。雄村原名“洪村”，曹姓迁入后，据曹全碑名句“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而易名雄村。虽然，几经兵燹和动荡，雄村早已不复“宰相故里”的气派，但“四世一品坊”依然在村头耸立，向人们显示着它厚重的历史。

对于曹振镛，雄村人至今津津乐道。曹振镛于嘉庆朝官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朝再拜武英殿大学士，接着入主军机，是嘉道年间显赫一时的人物。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也曾经官至尚书，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父子宰相”了。然而这些都还算不了什么，最为荣耀的是，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的师傅。清朝官场，流传着八个字：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意思是说，皇帝的老师、王府的幕僚、出使洋鬼子国和在神机营当差，都很轻易就能飞黄腾达。一直到今天，雄村还流传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样的话，是说曹振镛在嘉庆帝（也有人说是在道光帝）出巡时，以宰相的身份留守京城三月，代皇帝处理政务。

看来曹振镛的名气的确大，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细细品读一下雄村吧。

雄村背倚翠微，面屏竹山，两条状若游龙的山脉蜿蜒其左，重峦叠嶂的群山雄踞其右，飘带似的渐江绕村东流，粉墙黛瓦，古树掩映，山青水秀。距村一里建有“下马亭”，重修后俗称“新亭”。亭内三面有青石砌成的美人靠，供行人息足。亭傍立有一碑，雕刻“满汉不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十二个大字，路人到此步行进村。乾隆以后，徽州的新任官吏，须到雄村拜访后方可上任。由此可见，旧时雄村是何等的尊贵与显赫。

当地人说，雄村最美的是在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那个时节江岸边数里长的堤坝上开满了桃花，人们便将此段堤坝称为桃花坝。因为坝上遍植10余个品种的桃花，一根树上有好几种颜色，曹文植当年有诗云：“竹溪有桃数百株，花时烂漫如锦，春和景明，颇堪游眺……”歙县志主编、翰林许承尧，在他《游雄村看桃花记》中更有精彩的描述：“环村为坝，慢坝皆花；中无杂树，万树一色。”这时你若信步江岸，远眺苍山叠翠，近观江水悠悠，定会让你想起李白的《清溪吟》：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村中立有一座高大气派的石坊，“大中丞”三个大字赫然跃于石坊。此石坊建于乾隆二十七年，牌坊上镌刻了明代曹氏家族中举者和显宦的姓名，这是对曹氏家族成就卓著的族人给予的集体褒奖和高度肯定，使他们的荣耀在历史的纪念碑上代代相传。仅乾隆一朝，雄村曹姓子弟中进士者就有曹文埴、曹坦、曹城、曹振镛、曹学诗等多人。特别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历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清王朝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进程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在中国官宦史上是罕见的。

从雄村走出的名臣当首推曹文植、曹振镛父子尚书。曹文埴的祖辈是扬州盐商，父亲曹景宸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富而思退，归隐家乡，过起了锦衣玉食、赛似王侯的生活。曹景宸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的“退”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转折。他对三个儿子作了以下规划安排：曹文埴的一个哥哥继承祖业，在扬州继续经营盐务；派文埴的另一个哥哥在家乡打理田产，巩固后方基地；让曹文埴在他的呵护下潜心读书，专攻仕途。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文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高中京殿传胪（第四名）。

曹氏家族是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纲商”首领，官商一体，相互支撑，造就了康乾至道光前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徽州盐商的空前辉煌。所以，作为宗族书院的竹山书院，理所当然地得到曹氏父子的鼎力相助。

竹山书院位于桃花坝上，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大厅、庭院、轩室、廊亭、高阁、小楼、台榭、小桥、流水等等，一应尽有，巧布其中。是徽州一组特有的书院建筑和一处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整合精巧而又意境唯美的古典园林。整个建筑群，相对独立，又有分有合。中国园林史一书中，就把竹山书院列入江南13个实例之一加以介绍。这也是古徽州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书院了。

两旁的石鼓和大门上方斗大的“竹山书院”的题额十分醒目，这四个遒劲的大字，出自清代金石书法大家邓石如的手笔。入门处竖立了一个木屏，两廊皆方形石柱，正厅宏大宽敞。正厅中壁悬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为曹文埴所撰，意思是竹子可以让人学会谦虚，学习然后明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山也是由土一点点积累成的，做就要相信能成功。意在勉励后学之士。不仅如此，还是一副藏头联，非常巧妙地将竹山两字藏在联上。隔天井为三开间后堂。右廊有一侧门，通向内院。这里既有讲堂也有先生的书斋和住宿、活动用房。中间辟有小院、花圃。廊道尽头，有庭园，系一小型古典园林。当时曹氏族约：“子弟中举者可在庭中植桂一株”，故又名桂花厅。

竹山书院最值得赏玩的地方就是桂花厅了。桂花厅学名就叫清旷轩，听听这个名字就足够清心旷达的了。园中植有桂树数十株，有月月桂、八月桂等多个品种。轩厅正壁有曹学诗所撰写的《所得乃清旷赋》，曹学诗被乾隆皇帝称为江南半个才子。还有书法家郑莱的“所得乃清旷”小篆匾额，轩柱悬隶书联对：“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这是书院讲学的地方。厅前有平台，台柱三面皆饰以石雕，有栏柱十六，顶端各有青石狮，小巧玲珑，神态各异。 

清雅的庭院内，现仅存有16棵古老的桂树。每当金秋时节，满院馨香，沁人心脾。据记载：院中原有古桂52株，皆为明清时期曹氏门中中举族人所栽。这种崇尚读书、考取功名的家风源于曹氏族规：凡是族人中举者，需在院中植桂一株以兹鼓励，劝勉后学。曹氏共出了52名进士举人，所以就有52棵丹桂。植桂是取桂与贵谐音，古代就有蟾宫折桂之说。几百年过去了，清旷轩依然静雅清幽。每当秋风送爽，桂花飘香，此时任谁伫立在这桂花厅里，身处于这天赐的一方净土与灵气之间，

相信你会油然而生对曹氏一门的赞许和崇敬。

在桂花厅通往竹山书院回廊的廊间壁上，嵌一大黟青石板，上书“山中天”三字，字径尺五，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其遒劲浑厚的字迹似乎向世人宣告：这里乃藏龙卧虎的山中天。桂花园西首有八角亭一座，正名为“凌云阁”，亦称“文昌阁”。此阁高大雄伟，筑于高台之上，石基八面，高六尺多。阁分二层，各具八角，顶为锡制，基部如荷披复，上为防风锥，以铁链八条系于四角间。角均翘起，如鸟振翼，下垂风铃。角尾饰以陶制鳌鱼。脊间立好望兽。阁的上层，八面皆窗，正面窗外悬陶匾，赭底黑字：“俯掖群伦”，是曹文植的手书。阁的下层，前柱为石制，两柱间有一匾，兰底楷书金字：“贯日凌云”，石柱悬一对联，上联“扶君臣朋友之伦，心悬日月”，下联“证圣贤豪杰之果，道在春秋”。阁顶用纯锡铸造成宝葫芦形，既寓意为文曲星高照，又示意曹氏乃以才入仕、先学后臣的翰墨人家。文昌阁前面有根高大的银杏树，现在是最美的时候，金黄色的银杏叶铺满庭院，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金黄色的地毯上，软软的，非常舒服。桃花坝、桂花厅、八角亭和竹山书院联为一体，立于新安江畔，景致实为诱人，当桂花盛开时，登阁远眺，微风送来清幽的花香，耳闻叮当清脆的铃声，远山叠翠，近水扬帆，置身此中，如临仙境。

竹山书院隔江对岸是一座慈光庵，是曹振镛为其姐而建。为什么要为姐姐建庵立庙？雄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据说曹振镛自幼在竹山书院就读时，顽劣异常，不肯用功。姐姐为此十分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来如何登堂入仕，承继父业？”曹振镛夸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乃父。”姐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榜，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溪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如今慈光庵依旧掩映在竹山书院对面山腰的一抹绿树修竹之中。

曹氏不仅鼎力出资修建家乡的竹山书院，而且对徽州所有的书院都很上心。传说这天晚饭后，曹文埴一个人在书房里枯坐，看上去心情有些郁闷。晚饭前，他接到家乡一封来信，信中说，紫阳书院因年久失修，很多房屋都快要坍塌了。这座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书院，在当时遍布徽州的各色书院中，声名最为显赫。它是明朝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由当时的徽州知府张芹主持创建的，由于地处紫阳山坳，又称“山间书院”。经过200多年的风雨摧折，到曹文埴时，已经破败不堪了，这让曹氏觉得很对不起朱文公，也有损徽州东南邹鲁的美誉。沉思默想了很久，曹文埴决定自己带头，捐资重建一座紫阳书院，他相信只要由他出面倡议，江南的盐商们必会积极响应。时值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曹文埴在朝中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果然，盐商们踊跃捐助，书院很快就建成了。

新建的书院，在原来的“文公祠”旧址之侧，落成之后，命名为“古紫阳书院”。所以这以后，紫阳一直是两院并存的格局，而两院的日常开销，主要是依靠两淮盐商的支持。据道光朝《徽州府志》的材料统计，乾嘉数十年间，扬州的歙县籍商人，共向两座书院捐银7万余两，其中两淮盐务总商鲍肯园一个人，就独自捐银11000两，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鲍肯园就是我们熟悉的棠樾大盐商鲍志道，肯园是他的字。

曹文埴除了热衷建书院，在官场上呆了28年告老还乡之际又迷上了戏剧。由京回徽州之前，曹文埴亲赴扬州招了一班童伶，将其带到徽州，让自己的老母亲在戏曲歌舞中颐享天年。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埴对戏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良扩建，他先从附近有名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师傅，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曹家班的这次亮相，共演出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令皇亲国戚们大为赞叹。“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通途。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表演中，逐步以徽调的“二簧”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就这样，徽剧从乡野走向了皇城，走向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