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寺（Nālandā Vihāra），位于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市东南二百多公里处，即《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艰辛西行、顶礼膜拜的圣殿、气势无比庄严辉煌的“西天大雷音寺”。那烂陀寺又名施无厌寺，据佛教传说，原系释迦牟尼大弟子舍利弗的诞生及涅槃处，释迦牟尼本人亦曾经路过此地说法。据说，最初建寺的是阿育王，始建于公元五世纪，是古代中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那烂陀寺规模宏大，曾有多达九百万卷的藏书，历代学者辈出，最盛时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

然而，到了公元1197年，伊斯兰的大军开进的时候寺庙遭到了灭顶之灾。寺里的僧人被要求一个一个走出来，全副武装的伊斯兰的将军会问每位僧人一个相同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你愿意放弃佛教改信伊斯兰教吗？如果你的回答是“否”，那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全寺的僧人没有一个答案让伊斯兰将军满意，数千名僧人倒在了血泊中。杀掉所有的僧人和附近的居民之后，伊斯兰军队放火焚烧了藏书丰富的那烂陀寺。代表着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的那烂陀寺就这样在兵火之中灰飞烟灭了……

在国人心中，那烂陀寺的神圣，源于唐代高僧玄奘的神圣。他是旅行家，用4年光阴徒险万里路，穿越十几国，以切身感受写出《大唐西域记》，真实记录了沿途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填补了一些国家缺少文字历史记载的空白；他是外交家，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友邦近邻，把佛学经典和哲学思想带回中国；他是翻译家，主持翻译了大量佛教梵文经典，矢志传播佛教文化，同时将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送往东印度；他是宗教家，晚年在长安的大慈恩寺创立唯识宗，促进汉传佛教最终形成并向东亚流行……

玄奘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最有成绩的一个人。他于唐太宗贞观2年（公元628年）从长安出发，取道今甘肃、新疆，历经西域16国广足迹遍五印，历时17年，于贞观19年（645年）回到长安。他怀着求知的欲望而去，带着善丰硕的学习成果和印度人民的友谊而归。

玄奘西行求法13年，其中有5年是在那烂陀寺留学度过的，因此和那烂陀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在中印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印人民友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是与那烂陀寺这段关系分不开的。

根据《大唐西域记》和《求法高僧传》的记载，那烂陀寺兴建于笈多王朝的帝日王时代，后经觉护王、幻日王等历代国王增建，规模逐渐扩大，到玄奘去印时已有六大院，后来义净去印时则发展到八大院，有庄园二百旅，以后又继续发展，直到十立世纪末伊斯兰教侵入中印度时才被烧毁。从1915年起，考古学家们进行了30多年的努力，那烂陀寺遗址已全部发掘，发现大院有十多个，占用面积极广，其工程与规模之宏伟，结构与雕刻之精污，堪称印度古代建筑之一绝。

那烂陀寺建成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被认为是全国佛教的最高学府。寺内僧徒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是各派的知名学者和佛学大师。寺内藏有大量图书，如大小乘经典、吠陀、梵书以及医药、天文、地理、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均有收藏，那烂陀寺的学术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建寺以后，我国曾有很多高僧去该寺留学，该寺也有不少学者来我国传教讲学。因此，当时它不仅是全印的学术中心，而且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据点。

玄奘在国内时就从来自那烂陀寺的印度学者波顿密多罗和明友（光友）那里了解到该寺的一些情况，知道寺内有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戒贤法师。当时戒贤法师已年逾百岁，是继承无著、世亲、护法诸大师的权威学者，对瑜伽、唯识、声明、因明等学理都有精深的研究，通晓一切法典，是当时印度最有名的佛学大师。因此，玄奘决心去那烂陀寺留学，拜戒贤法师为师，虚心向他学习，特别是要向他学习《瑜伽师地论》这部书。《瑜伽师地论》被认为是大乘瑜伽行派的百科全书，非常重要，但当时中国流传的汉语译本既不完整，又翻译得不好，因此去那烂陀寺学习这部书是玄奘留学印度的重要目的之一。

玄奘约于632年进入那烂陀寺，当时正值戒贤法师主持寺务，是该寺的全盛时期，僧徒多达万人以上。僧徒学习科目繁多，除了学习佛教哲学中的大小乘各派学说以外，还学习吠陀等印度古典哲学，以及因明（伦理学）、声明（音韵学）、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等学科。寺内每天开讲一座百余所，僧徒学习勤奋，纪律严格，据说自建寺以来没有一人犯过寺规。全寺学习和研究学术的空气非常浓厚，因此人材济济，学者辈出，如护法、护月、德慧、坚慧、光友、胜友、智月、戒贤等都是造诣很深和五印皆知的佛学大师。玄奘进入那烂陀寺时，戒贤法师年事已很高（据说已达107岁)，本不想再讲学了，但看到玄奘特地从遥远的中国来那烂陀寺学习，很受感动，于是当玄奘巡礼王舍城回寺后特为他讲了《瑜伽师地论》这部书。这部书讲了一年零三个月才讲完。因为该书广博精深，后来玄奘又听了两遍。此外，玄奘还听了《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各一遍,《因明论》、《声明论》、《集量论》各两遍，《中论》、《百论》各三遍。他学而不倦，凡是寺中的佛教经典，他都要普遍阅览，细心研究。他还学习婆罗门教及其各派的经典。至于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那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完全掌握了它，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和工作。

玄奘并不满足于在那烂陀寺的学习。五年后，他离开那烂陀寺，巡游各地，遍访名师，希望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外面游学五、六年，除了向胜军、玄鉴等名师学习了《唯识抉择论》、《意义论》、《无畏论》、《不住涅组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唯识州论》等书以外，还访问各地名胜古迹，调查各地风土人情，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大唐西域记》这部辉煌著作，就是因为他重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玄奘巡游各地告一段落后，约在641年又回到了那烂陀寺，继续深入研究佛教理论和其他各派学说。戒贤法师见他学业渐成，对佛教已有很深的造诣，于是请他在寺内主持讲座，为众讲学。他给僧徒讲了瑜伽行派的《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两部重要著作。中国法师在印度佛教最高学府讲学，这还是第一次，因此，远近的僧徒都纷纷前来听讲。过去戒贤法师只传护法一家的瑜伽学说，而玄奘讲的这两部书是护法以外的瑜伽学说，戒贤法师未曾讲到，因此很受欢迎。

当时印度自南辩论的风气很盛行，各个学派都可通过集会等方式互相争辩。由于那烂陀寺是国家兴建的，因而所传学说虽以无著、世亲为中心，但也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各派学者，甚至世俗的各类学者都可在里面讲学，自由发表意见。玄奘在印度留学期间，曾参加了那烂陀寺内外一系列学术辩论，取得了很大成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当时，正是大乘的瑜伽行派和中观学派争论很激烈的时候。瑜伽行派和中观学派在印度一向是对立的，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真谛和俗谛的有无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派虽有分歧，但也有共同之处，因此，玄奘想从中调和，沟通两派。他认为两派学说并行不悖，殊途同归，于是写出了融合两派学说的学术论著《会中论》三千颂，折服了中观学派学者师子光。原来，师子光在那烂陀寺宣讲《中论》和《百论》，想借此批判瑜伽学说，但他读了《会中论》三千颂，自感惭愧，就离开那烂陀寺到摩诃菩提寺去了。由此可见，《会中论》这部著作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相当的说服力，因此它一写出来就受到戒贤法师和僧徒们的高度称赞。可惜这部著作用梵文写成后，没有译传下来。

当时复活的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之间也有争论，不少婆罗门教徒对大乘有看法。东印度的一位婆罗门教徒不相信大乘教义，来到那烂陀寺公开要求辩论。他写了四十条教义挂在那烂陀寺门上，并扬言：谁要是破得一条，愿以头颅相谢。挂了四天竟无人出来应辩。玄奖对婆罗门教义和吠陀经典也颇有研究，最后还是他出来驳倒了那位婆罗门。

由于玄奘在那烂陀寺讲学很有成绩，发表的论文水平很高，在一系列辩论中又经常折服对手，于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东印度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很佩服玄奘的道德学间，于642年特邀请他到该国讲经讲学。紧接着，中印度羯若鞠阇国的戒日王也慕名要和他会见。在会见中，玄奘把唐朝各方面的情况向戒日王作了介绍，戒日王很感兴趣。通过这次会见，两人缔结了友情，之后中印两国还互派了使节。

这次会见之前，戒日王就听说玄奘写的《制恶见论》很有说服力。这次亲自读了这部著作，更是推崇备至，于是在曲女城特为玄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有十八国国王和很多学者名流，那烂陀寺也派了一千多名僧徒参加。法会以玄奘为论主，他讲经说法，宣扬大乘教义，阐述他的《制恶见论》，一连开八天，正量部竟无一人出来论难，使法会获得空前的成功，于是玄奘名传五印。

通过曲女城法会，戒日王对玄奘更加敬重，次年初又为玄奘举行了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玄奘即辞别回国。

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五年，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那烂陀寺内外的学术活动和作下的学术论著对推动当时印度的学术研究，扩大当时佛学的影响和发展瑜伽行派大乘哲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已成了全印人民知晓的杰出的学者、宗教家和哲学家。他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有选大的抱负和进取精神，也是他勤奋学孰，刻苦钻研的结果。当然，客观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也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他在印度17年，不仅达到了求法取经的目的，而且还得到了印度人民的珍贵的友谊。当他快要离开那烂陀寺回国的时候，全寺上下都衷心地挽留他，而他对这佛教的诞生地和梵文的祖国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依依难舍。但中国毕竟是他的祖国，他来印度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成回国有一番作为，因此，最后他毅然决然告别那烂陀寺，于645年回到了祖国。

玄奘回国后不久，就开始从事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19年，共译出了佛典75部，1335卷，写出了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还把《老子》译成了梵文。另外，他还把在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从汉语译成了梵文。

曾经的辉煌早已不再，公元1197年那场可怕的烧杀掳掠后，这个佛教的思想家园从此湮没无闻。这也标志着佛教在印度的终结。佛教在印度的败亡在于它缺乏尚武精神，在伊斯兰的武力面前，无法以它的教义组织起反抗。许多学者认为穆斯林的军事入侵毁灭了佛教文明，其实首先是印度人自己放弃了佛教。艰涩的佛经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发现了沉睡了太久的那烂陀寺。东区是僧院，僧房围成一个院落，僧房狭窄局促，里面有石桌和佛龛，僧房通向阳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象征意味。西区分布着许多塔寺，其中舍利弗塔最富气势。这座塔分三层，外观雕有精美的图案，角楼的壁龛中雕刻着佛陀在菩提伽耶、王舍城和鹿野苑弘法的故事。沿着阶梯走到顶部平台，整个那烂陀寺尽收眼底。舍利弗塔周围还散落着一些供塔。一些千里迢迢来这里修学的佛子，不幸在留学期间病故，被校方和同学们埋葬在那里，并建塔以示纪念。红砖缝隙里有细小的黄花，安静地开放着，佛子离开了家乡，在精神家园里找到了最后归宿，也算一种安慰。

与当年的浩大场面相比，此刻这里太安静了。只有一两株菩提树从寂寞角落伸展枝叶，叶片边缘闪动着阳光，如同佛陀最初思考时的轻声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