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杨蔚然 采写 王畅

我小时候常常光顾的一家电影院是东风电影院。

听我妈妈说，这家电影院是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的电影院。我家当时住在出版局的宿舍，一条马路的距离，而我当时在清水塘小学上学也近，学院搞集体观影活动也在东风电影院。所以，我跟东风电影院有不解之缘。

在那个电影院里，最有记忆的当属某个夏天。

在那个炎炎夏日里，我把曾经没有看过的电影基本上都补回来了。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一场，每天都有不同的电影，不同的安排，都是放过的一些老电影。

《流浪者》、《三毛流浪记》、印度片、罗马尼亚片、中国片、黑白片、彩色片……都看了一遍。那些电影，曾经都是听别人说过，但没有看过，那一次都看完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当时，我觉得最牛逼的人就是能够画电影海报的人。他们把电影演员画得很像，挂在外面。

我心目中最美的演员就是张瑜，演过《庐山恋》、《知音》，我会远远地拿一个板子、一支笔，躲在那里临摹电影海报。我也画过张瑜。

当时看电影不像现在，并不是同步放映。有的电影院放这个片子，有的电影院放另外的片子。比如说有部片子来到长沙，是在银宫放，别的电影院可能就会没有。

我妈妈单位经常组织去看电影，找一台大卡车把大家都拉过去看。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把我们拉到河西党校的一个电影院看《沉默的朋友》。那是一部美国和法国合拍的间谍电影，我们一大帮子人坐在卡车上，被拉过去看。

那真的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以至于后来我在从事电影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还去网上搜索了这个片子。到现在来说，都是一部很棒的谍战电影。

还有一次，我们组织去一个电影院看一部日本片《绝唱》，三浦友和和三口百惠主演的很美的爱情片。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爱情，但是觉得画面很唯美。当天晚上同时还放了一部国产动画片，使得那天晚上放映非常长，回家很晚。

现在都很难遇到这样的事，那个时候去看电影就好像是去参加一个盛事。

更早的记忆就是我两、三岁时，我爸爸天天看去电影。我们全家在煤矿上，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我爸爸每天把我从幼儿园接过去，放在肩膀上去看电影。

我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就牵着我去看电影，在那种人挤人的环境下，我根本就看不到天，全部都是大人，把我整个人都遮住了。

露天电影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我们看电影都会专门制作一个小板凳，很薄很矮，中间一个板子，两边一个搭子，就成了板凳。我们每次都是背着小板凳去各种露天电影院去看。

我们去看《画皮》。那是一部香港片子。我们两、三个人跑到烈士公园的露天电影院。看着看着就下雨了，裤子全都被雨水淋湿了，但我们还是继续把它看完了。从烈士公园出来，还要走很远的路，路上就我们三个人，可想而知多恐怖，那晚我失眠，脑子里全是恐怖画面。

盛况空前就属看电影《少林寺》了，那片全国都很轰动。我记得去看的时候是在省委露天电影院，所有的人都要把雨伞、小板凳交出来，不准带任何东西入场，怕发生冲撞、骚乱、集体伤害事件。

我们经常不是去军区的大院，就是去省委大院看露天电影，每次八一路、迎宾路上都是长长的，拿着小板凳的队伍，那全都是去看露天电影的。

电影活跃了那时候的文化生活，甚至当时的电影可以带来一股潮流。比如说，当时《少林寺》风靡，那年暑假满大街的长沙满哥都剃成了光头，不去报个武术班，不去买几天打拳的书就不叫时代青年。

在早期，我们都没有什么集体的娱乐方式，电影是我们唯一的出口。同时它也是当时的文化记忆。我们看电影可以看到梦想的世界，我们去看《哪吒闹海》、《小兵张嘎》等等，就会幻想自己是那样的英雄人物，培养自己最早的英雄情结。电影还是一个好的表达艺术的方式，随着欣赏能力的提高，它可以使我在故事外有欣赏的快感。

现在的电影，走入到快餐时代，尤其国产的都市类型电影，经常是这部片与那部片搞混，片名记不起来是常事。你刚看完《小时代》再看《闺蜜》，故事基本上是一回事。电影更新快，记忋点分散，再也难有当年的经典之感。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商业性，另一方面是娱乐消费的方式多元，看电影不再是儿时那种集体的甚至带有仪式感的唯一行为，而更多的是逛街的项目之一，又或是在炒作影响下从众的行为之一。

现在国内银幕数惊人的增长，投影院金钱不是问题，地段、位置才是问题，黄金地段，几部路一个影院，泡沬的银幕数与泡沬的票房数一样充斥着迷离的双眼，似乎我们进入了电影大国时代，电影的产业流程追赶好莱坞没差多远似的。但在我看来目前的繁华数据，是付出了诸多电影人讨好毫无电影审美的观众为代价的结果。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引观众入影院是最大的意义，因为只有有了一定的基数，那些有理想的电影才会有机会与找到自己的同路人，才会分流脑不残的观众，才会同样有商业的成功。

如果在生命最后一刻，我仍然可以在电影院里，在享受自己或他人制造的梦中离去，那将是多么“高、大、上”的幸福与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