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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快乐8》记者 王海亮

崔健要拍电影了，很多抻着脖子等着他出新唱片的老少爷们儿们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开始破口大骂：“想做摇滚就留，不想做就滚！”于是崔健改口了，这部电影是第一部也将是最后一部，他还是那个 “一无所有”的男人。

一提到摇滚，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破牛仔裤、又长又乱的头发、爆粗口……这些“皮相”上的标志性细节曾经一度让摇滚成为“边缘”的代名词，很多人甚至将其与毒品、酗酒、色情并称为“撒旦扔进人堆里的四大手榴弹”。当传统摇滚有了中国标签，那些所谓的流氓特质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变成了一首歌的歌词，街传巷至；有的则成了摇滚音乐节上最让人惊心动魄的“pogo”（音乐节中气氛热烈之时相互的撞击）。

自打摇滚进了中国，便翻腾起了两波热潮。第一波是崔健挑起来的，红了一群血气方刚且颇有思想的小青年，他们不仅在唱歌，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态度。在郑钧的《商品社会》中，他唱着：“为了我的虚荣心，我把自己出卖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以便能够跻身在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商品社会令人疯狂的社会”，这就是郑钧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作出的反思。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摇滚“教父”崔健带着鸭舌以遮盖岁月在他头上留下的地中海，音乐神童窦唯也只有在“王菲复出”的版面上能稍稍露露脸，汪峰也不会再说“摇滚唯一的结果，就像人生唯一的结果，死亡”， 不过这并不会让人觉得悲凉，某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崔健的那种“新长征精神”、窦唯在红磡迷倒香港妹的精彩瞬间，还有汪峰总是在《怒放的生命》。

第二波的摇滚热潮是这几年媒体挑起来的，红了一堆自称十分专业的音乐节，他们不但让穷得叮当响的摇滚歌手有钱吃饭，同时也为这些“顽固分子”保存了些许独立音乐人的尊严。这十几年，港台艺人大举进犯内地市场，曾经作为内地音乐骄傲的摇滚先锋们要么退居二线，要么销声匿迹，很多人将责任归结为市场不给这些“艺术家”机会，于是乎一些先锋媒体为了复兴国内摇滚力量掀起了各地音乐节浪潮。

从镇江出发的国内先锋音乐节“迷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然有了自己最坚实的队伍。这里面有从90年代初就活跃在中国摇滚舞台上的何勇和唐朝乐队，也有成军十年极爱摔吉他的谢天笑、迷笛捧出来的金童“痛仰”、混浊感性的“木玛&Third Party”、如鬼魅般的“夜叉”、听完你绝对不会脑残的“脑浊”，他们保持着摇滚刚引入中国时的贞操，深受国内资深摇滚乐迷的追捧。而与之相对的，便是希望摇滚与流行融合的“草莓”，相比于迷笛的坚持“纯摇滚”，他们则相对圆融地加入了商业元素。在今年西安的“草莓”中，我们既听到了方大同的《Love Song》，也赶上了后海大鲨鱼女主音尖锐的嗓子；既感受到了张震岳和HotDog的热情，也重温了张楚与唐朝的辉煌岁月，这种混搭不但让音乐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有钱赚，也创造了属于“草莓”自己的模式。除了这俩大音乐节，还有以北京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摩登天空”，再到西南摇滚崩裂的成都“热波”，西安每隔时间一抽筋儿的“张冠李戴”……虽然资质良莠不齐，但是很多人也无法否定“音乐节”已经如洪水般开始泛滥，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有人说，中国摇滚精神十年前就死了，很多摇滚先驱已然忘记了昨日的荣誉，甚至为了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拼命地做着流行音乐的哈巴狗。这些言论虽然偏激，但却道出很多摇滚“铁托”的愤怒与诸多摇滚音乐人的无奈。中国摇滚乐从第一波浪潮中的“精神至上”，到第二波的“走场赚钱”，在形式上看来确实是一种妥协，但绝对不是倒退。奋斗青年终究要长大，若仅仅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谁来买房子？谁来养家？谁来给孩子买奶粉钱？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制衡着这里面微妙的关系。用一个自称“路人”实为某乐队主唱的话说：“让我为了两瓶酒钱去唱那些爱来爱去的东西，我宁愿戒酒。但你让我唱‘我爱大自然’并且给我娃买两袋尿不湿，我为什么不干？现在尿布贵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