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兵

      文/王安忆佳

让我想想吧，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了。嗯，那时我才上小学，很多事都还不太明白。

那时候，我亲爱的姥爷还在世，但姥爷曾经在部队上的那些老战友在一个接一个离去。姥爷的一位战友，曾是部队上的文艺兵，比姥爷要小几岁，但是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我曾多次在老家院子门口看到他坐在小凳上默默抽烟。在老家那会儿我一点都不怯生，见到认识的人就喜欢凑上去跟他（她）嬉笑几句。当然了，如果放在现在，如果在老家再遇见他，我想我很难会和他搭话，因为他的相貌实在有些怪异，像是少数民族的面孔，很高的颧骨，暴突的嘴巴，稀疏的头发呈褐色，脸色发白，有点帕金森的味道，除了最后一条可以理解为军人常有的间歇性激动颤抖，其它的相貌特征真的酷似一个吸毒者的写照。听说这些与他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的我没有像现在这样以貌取人，否则真是太遗憾了。

我还记得他喜欢拿一个小木凳坐在大门口，正对面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卖CD碟片的小摊子，摊子旁边硕大的音响播放着一首又一首音效极差的老歌。烈日下热浪滚滚，路边人来人往，匆匆而过，没有谁多看这位老兵一眼。在我暑假的那两个月里，总能看到他独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驱蚊子，愿意理会他的，仿佛只有那些欺软怕硬的蚊子了。当然，他不在那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和关心他去了哪里，真是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没有人同他说话，他就那么坐着，木木呆呆，不看报纸、不看电视，院子里老人们最热衷的象棋、麻将他也不参与，只是静静地抽烟，任随一圈一圈的烟子缓缓地飘起，消失，又飘起，同时静静地听着对面音响里播放的老歌——音响的声音太大了，我想他满脑子都是嘈杂的音符。

当我的小伙伴没空和我一起玩的时候（她们的补习班可真多），我会在台阶上垫一张纸，挨着老兵坐下——当时的我觉得这人挺神秘的，而神秘则代表着有趣和好玩。我坐下后，他会把烟掐了。他其实是个有心人。我们一老一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话题通常很休闲，有关于他十几年前收藏的德国林好夫相机，也有关于我家上个月死去的小金鱼。在几次聊天之后，我开始了解他。他出过几次国——在他年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在他出国期间患上疾病去世。之后他参加了部队，因为会弹手风琴，加入了文艺兵行列。文艺兵，在我那时的概念里，那是离战火较远的一个职务，是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职务。但在他的神情中，我没有看到这个“轻松”的职务带给他的欢愉，原因可以用他的话说：“打仗要比弹手风琴干脆多了，打仗是亲眼看着身边的人英勇地中弹倒下，弹手风琴则是在集会上沉默地看着越来越多的空位子。”他归国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他是多么惧怕身边人的死亡，但他又是多么的勇敢，他曾含泪为集体殉难后的一个排的战友们演奏过。他有一次对我说，没有东西能够阻止时间带来的遗憾，但更多一倍的时间和努力会让遗憾变淡，直到消逝。他说他一定是没有努力，但时间的确过得太久了，所以即便没有努力，那些痛楚的记忆也都变得聊胜于无了。“可是如果没有记忆，我又跟谁活呢？”老兵定定地看着我问，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就猛吸一口气，然后仰头长吁，眼睛一闭，又陷入久远的记忆里去了。

那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概因为我一直都在纠结记忆和活命有何必然因果。老兵不是我的老师，关系甚至有点远，但他说了很多至少在他看来很重要的话。在那个时候，没有谁愿意听他讲那些，我是唯一的一个听众，一个为之感动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记住了他的故事，而没有记住他的名字——相比他的话，他的名字实在太平凡了。

每一个平凡的生命背后，都弹奏着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语文老师杨帆老师点评：文学意味的人物和“被记住”，用声音、动作，甚至相貌和回忆，告诉一个孩子关于生命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