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民日报》刊发了《一个差点酿成的医疗事故》的报道，反映了北京朝阳医院某医生差点为患者错开3倍输液药量、医院纠错机制险些失效的问题，引发热烈反响。今天《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医生出错怎么纠？》，我认真阅看，觉得很好。好在：

1  承认是人就会犯错

文章围绕如何“怎样降低事故发生率？”这一问题，调查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系主任黄志坚教授，结论是：即使重重把关，也只能降低出错机会，不可能把错误完全消灭。这就是科学。

文章还特别指出，医生不诚恳承认错误不严谨对待错误就是大问题并列举了一些重大医疗差错的例子，包括8月31日，河南商丘65岁患者在北京天坛医院打吊瓶后突然病危离世，事后家属发现患者身上吊瓶写着其他患者名字；5月6日，江西景德镇市卫生局通报，6岁女童戴某因腿部矫形手术住进乐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违反手术操作规范，搞错患者手术部位，将右下肢误认为左下肢……等等。对待“吊瓶”上“写错”名字之类的事，必须了解真实情况，不能把“幼稚的错误并且没有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作为“吸睛”的东西去“搏”大众眼球。对于“手术做错部位而且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我们应该很好的引导公众探究“为什么”，从“系统”上找原因。

2  探究医院纠错办法

文章针对医院如何避免错误发生，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正确且重要的信息，就是医院有很多环节去控制错误发生。主要办法是：执行“三查七对”，探索建设电子系统，力争开错处方即时报警等等。其实除过这些办法之外，原卫生部早就在《处方管理办法》里明确，药房审查处方的“四查十对”，即：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50年代，由我国护理前辈黎秀芳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的“三查七对”制度和程序在全国推广沿用至今，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护理差错的发生，保证了护理质量。“三查七对”主要是针对病人服药，注射，输液的查对制度，减少操作差错，主要内容为“三查”即操作前，操作中，操作后，“七对”床号、姓名、药名、浓度、剂量、用法、时间。基本上可以避免医生处方明显差错问题。

3 制度只能减少出错机会，难以杜绝出错 

尽管医疗上有很多制度，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可以大大的减少差错发生，但也难以避免。况且执行制度的是人。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系主任黄志坚教授说，“每一张药方都要经药剂师把关，用药之前还有护士核对，经过多方反复核对，相对出错机会小很多。”在香港，医生、护士、药剂师经常反复问“你叫什么名字”，患者看一次病可能要被问好几次，不过，这不仅是提问，更是反复核对病人身份，防止出错。如果是小朋友和癌症病人等高危一族，就会特别留意用药分量。护士在用药前，还会再次核对病人身份、药物种类、用药分量。

4  错误在所难免，纠错重在检讨机制而不是追究个人和声讨行业

香港怎样对待医生犯错，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科学的思路，就是检讨机制，即系统思考。

在香港，错辨病人、开错药等也有，都需上报并调查成因、制定改善措施，目的不在惩罚出错者而在检讨机制。以病人服药为例，严重医疗事故是医生开错药，病人服药后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入院治疗。重大风险事件就是医生开错药，病人有可能出现过敏症状，但最后并没有受害。

据此，《人民日报》刊登的，仅仅只能算作医疗过失事件的“几近失误”，大可不必如此渲染。如果真做一个负责任而且名垂青史的媒体，是否可以展开一场大讨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医生的失误？然而，我们的媒体没有这样做，更多的是发发牢骚，出出有些自私的气。很难像美国上世纪90年代相继发生三大医疗事故后，克林顿总统命令有关机构研究对策，得出《患者安全目标》，简单而实用，揭开了“医师不会犯错和不可犯错的假面具”。

对待医疗差错，医生失误，也许我们能够做的很多，在当前形势下，更多的应该是宽容，而不是声讨，应该是促进和谐和体谅而不是增加怨恨。“病人需要和医生一起工作。因为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病人虽不及医生专业，但只要多问一句打的什么针、吃的什么药，也可以为自己多一重保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当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也许还要看一看菜的质量，论一论价格，为什么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就自愿做傻子？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交给医生的时候，我们不以尊重诚恳的心多问几句？说到底，我们的健康应该相信医生而不是依赖医生，为我们健康负责的不应该只是医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