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孔孟，一般人的印象是古旧刻板，不苟言笑，手不释经卷，口不离仁义。孔子作为“至圣”，被后人视作“万世师表”，更有甚者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孟子作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也享尽历代统治阶层的尊崇。但是，历史上的孔孟二人，真的那样威严神圣、凛然不可冒犯吗？恐怕并非如此。我们读一读《论语》、《孟子》，就会发现，原来圣人也有可爱的地方，圣人也会撒谎骗人，圣人也“作秀”。

在《论语·阳货篇》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意思是说：孺悲来了，想跟孔子见面，孔子托辞生病了，不见他，等传话的人刚出房门，孔子就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大门外的孺悲听见。

别人来求见，骗人家说生病不见，也就罢了，还故意地鼓瑟唱歌，让人家知道：我并没有生病，就是不想见你。这样的孔圣人，实在是有点奇怪。

无独有偶。百年之后，深慕孔子之风华才学的孟子，如法炮制，也上演了一出相似的“不见”秀。《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孟子正准备去朝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来传话说：“我本来应该来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见我，我就带病上朝见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面子吗？”孟子说：“真不巧啊，我也病了，不能去朝见。”第二天，孟子要去东郭大夫家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你托病说不能去朝见齐王，今天又大张旗鼓去吊丧，让齐王知道了，不大好吧？”孟子说：“我昨天生了病，今天不能好啊？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

恐怕此时，孟子心里想的是：我就是要让齐王知道我没病，我就是不想见他罢了。

孔孟二位圣人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可是，按照二人的性格和一贯作风，如果有人求见，他们应该是鞋子来不及穿就出门迎接才是；有人召见，马车还没有套好就徒步先行才对。怎么此时反而不见了？实在不想见也就罢了，怎么还故弄玄虚、欲擒故纵？

窃以为，这其中是有着十分复杂而深长的意味的。孔孟者，文人也，无权无势，所有的只是手中一支笔，怀中一个“仁”，梦想着以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治国平天下。可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对于文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政治对于文人来说，始终是那个“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文人，总想保持自己的一点清高，一点骄傲，又想建功立业，一展抱负。可这二者往往是矛盾的，是不可得兼的。太主动了，则不被尊重、不被重视；太矜持了，别人更不屑于理你。

圣人难道不想对人施舍一点教诲吗？难道不想对君王畅谈一番自己的见解吗？十分想。不然他周游列国干什么？可是他还想恪守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点“原则”，还想保留一点点傲气。圣人是尴尬的，他又怕自己的傲气真的把人吓跑了，所以又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不是生病了不能见你，我是愿意见你的，可你要给我个台阶下。

这就像恋爱中的女孩子，和男朋友吵了架，狠狠地说：“你别理我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可一转眼，她又会想方设法去接近他，不断地暗示他：“我其实并不是不想理你，只是你要来求求我，给我个台阶下才好。”她生怕他真的不理她。圣人之心，也不过如此吧。以女子的心思推测圣人的心思，请圣人恕我不敬。

也正因为如此，“三顾茅庐”才会传为美谈。卧龙岗上的诸葛先生，难道真的是要归隐吗？真的是准备一辈子躬耕于南阳，做个闲云野鹤吗？恐怕非也。要归隐，还藏身在那么容易找到的地方？还能对天下大势那么了解？可见他是很想涉身仕途的。可是当刘备来请时，他怎么又避而不见呢？不当面拒绝，偏偏“闲游”去了。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是故意的。他就是要摆摆架子，作作秀，以便得到充分的尊重、重视。

诸葛亮真是幸运，遇上了刘备！“三顾茅庐”给足了诸葛亮面子，也给足了所有中国文人面子。历史上难道真有这么幸运的文人？难道真有这么求贤若渴的君主？所以，就有人质疑“三顾茅庐”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甚至可追溯至《三国志》，所编织出的一个美丽的谎言。还真的有史书明白记载，如《魏略》，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的，压根儿没什么“三顾茅庐”。这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

说到底，文人是寂寞的，圣人也不例外。锦心绣口，一腔报国情；两袖斯文，一点孤傲气。一生最大的梦想和最好的际遇，就是有个贤明的君王“三顾茅庐”去找他，那么他即便鞠躬尽瘁，也无怨言了。偏偏大部分君王要不没那个眼光，要不没那个兴致，去屈尊纡贵讨好他，结果使得文人包括圣人是进亦忧退亦忧。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又不忍心独善其身，这是文人的担当，也是文人的悲哀。这就注定他永远无法像道家那么潇洒，无法像老子那般一旦不得志便出关而去。况且，即便洒脱如老子，在出关之前，还是写下了洋洋洒洒五千言。

正因不舍，而成其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