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重量与体温，这是文化力量所在，而村落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五千年中华文化，基本载体就是乡村，承载着所有炎黄子孙美丽乡愁。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著名国学 大师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乡村是人类社会自然形成的文明形态，而城市则是人类文明演进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为创造出来的，城市的形态、规则都是人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制定的。在欧洲，大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时候，城市化的过程就开  始了。在欧洲城市化进程中，英国乡间的大量土地流入贵族和资产阶级手 中，自然的乡村文化被某种人为的“田园牧歌”所取代。贵族和资产阶级享受着农民们辛苦 种植的粮食，向世界宣扬的却是静谥、轻松、美好的乡村生活，这无疑是一种将乡村纳入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过程，是对乡村文明的改造。

   中国传统乡村在村社会结构上，讲究自下而上，由乡贤带动；经济上，是自然合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文化传统上，讲究和谐共生、和合共生、自内而外；自治、自生、自然、自律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乡村社会以自然为中心，是低效循环且平衡的一种状态；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乡村社会以物质为中心，是规模经济形式，是一种充满竞争、高效却失衡的状态；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社会以文化为中心，是城乡再次融为一体，满足个性化需求，高效且又平衡的状态。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预示着中国传统乡村崛起的时代，而以文化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是乡村崛起的最大背景。城市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的文明消失的过程。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乡村之上，当乡村解体，城市兴起，我们应读将乡村中美好的基础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并将融入到城市之中,那可能是自然淳朴,也可能是赤城以待、相互关心。只有保留下这样美好的品质,我们的城市才能有稳固的发展基石。我们也才能在乡村文化解体之后?仍旧保留它最重要的价值体系。能做到这一点,乡村便没有消失，因为乡村只是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但它的核心精神仍旧随着我们的发展而代代流传。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在于农耕文明，根源在于乡土文化。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原生地、乡土文化的聚集地。乡村振兴实质上说是乡村文化的振兴,是彰显乡村先进文化的复兴。村落文明是人们对精神家园的依恋，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价值体现所在。保护村落就是既要保护村落自然生态，同时还要保护村落的乡愁。在发展现代文明的同时，保护好传统村落文明的原真性和原生态。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要使人们意识到村落文明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及祖先创造的珍贵的文化成果的同时,还要唤醒人们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真正地做到”文化自觉”，勇于做“先觉、先倡、先行”的第一人。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又是乡村建设的灵魂。乡村文化的振兴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土文化建设和重构有新时代内涵的乡村村文化是乡村建设行动的灵云魂。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这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农耕文化还包括了农业哲学思想和农业美学文化。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刺绣、酿造等民间手工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取的习俗,以及民间信仰与礼仪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文化娱乐演艺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就在乡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每一类文化的存在空间、呈现形态都不尽相同。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是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和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我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栽陪措施、特殊的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显然,没有农民种养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种养之间循环利用文化就难以存在。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失去了乡村生活，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展品”和记忆。以农耕文明为主核的村落文明所孕育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日生态文明时代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是十分契合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说:“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讲话高层建瓴地切中了乡村文化的要害。对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乡村复兴指明了方向。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要从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中去作思考，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现在很多传统文化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最已经消失了，如果再不去挖倔抢救整理哪很可能就会永远地失传了。孔子曾讲过:“礼失求诸野”，意即那些在市井之中乃至庙堂之上已经被遗忘、丢弃了的礼仪、礼制,要到乡下去才能我得回来。我国今日的情况有类似之选。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在乡村田野才能发倔出植根于悠久历史农耕文明土壤之中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农村的生产生话方式、社会规范、宗族文化、宗教信仰文化、民风民俗、节日习俗、民间艺术、乡村制度文化等，无不镌刻着人们独持的性格，这是家国情怀、文脉锦延和精种归属。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乡村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祗。理解乡村文化、尊重乡村文化、热爱乡村文化、发扬乡村文化不仅是增强民族自信的必要要求，也是促进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乡村的边缘化甚至衰败,是由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快速发展和城市对乡村多种优势资源的吸附和不平等交换造成的。在市场化、城市化还在快速强势发展的情况下,必须靠一些非市场化的力量，才能阻滞乡村衰落，进而走向全面振兴。要在理性的市场化、城市化方向下，保持乡村与城市的相对均衡发展。在保持优秀的文化传统下,保持对人们在感情和理念上割舍不下和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之根的乡村文明的尊敬知信仰。文化寻根，寻的是其发展的源头和根基。村落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文化不仅是一个村落的根和魂，而且是其生生不息的创新动力和源泉，没有文化的村落则是愚昧的和落后的。编纂新乡土云南名村志文化丛书,以最基层的村落为研究对象，寻根传统对落的历史，梳理村落的发展脉络，以唤起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如何留住乡音、乡风、乡思，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丰富历史智慧。为“迷失”的人留住乡村文化的根脉，让人们难以割舍的乡愁得以慰藉和释放，让正能量更多地润泽温暖人们的心灵,也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虑”!另一方面，编纂新乡土云南名村志文化丛书，同时也是传承乡俗、诉说乡音、讲好乡村故事、记住乡愁、纾解乡思,激活历史传统，激发人们爱国爱乡情怀,唤起共同乡村文化记忆、塑造共同心灵认同的重要文化工程。这套丛书以史志结合的方法全面诠释乡村文化的精华,以打造完整记录乡村发展嬗变和现代化农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挖掘不同类型村落的发展之路，使乡村文化回归并为困惑的当代人提供精神家园，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乡村文明的祗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志记述。史志乃国之重器，民族之根脉。是人类文明基本的保护和传承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资政、存史、教化、兴利”的重要功能。在城镇化建设中村社乡土文化不断消失的当下,编纂乡村史志是记录的一种类型，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最古老最基术,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文化抢救工程。

   洛龙社区得以修史立传，首先应该感谢洛龙杜区“三委班子”领导对自己家乡历史的尊重和文化自觉。2020年12月，在从毛云山书记为主的洛龙社区三委会领导班子的统筹协调下，支炉起灶，决定编修《呈贡洛龙社区志》，并列入社区居委会年度工作的议事日程。2021年3月，成立了以普家平书记兼主任为组长的《呈贡洛龙社区志》编纂领导小组，指定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伟和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费骏具体负责社区志编务协调工作。聘请乡村文化研究名家陆蔚为主席、主持编写。5月，云南民族大学王建华博士和其校类学系学生杨晓强、马勇、马诗蕾、吴禹等人及小板桥社区文史爱好者杨枕橙一同加盟了进来,林助主编完成撰写任务。后经过编写人员历时5个月的广泛查阅文献典籍、文书档案和进村入户的田野访谈搜集资料。于2021年10月精心编纂，11月，完成了字数达25万多字的评审稿,分发洛龙社区居委会广泛征求意见。广大对村史村情熟悉的洛龙社区历任老领导、乡贤耋老及热心村情的村民对书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补充完善内容。《呈贡洛龙社区志》的编纂自始至终得到了众多领导和各位乡贤志士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的参与，此事是无法完成的。在此,编写人员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另外,此书成稿出版时，还先后得到了本书顾问、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档案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昌山恩师的关切，并亲自为志书写序，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李一是、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原主任尹绍亭教授分别题辞和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史前文明资深学者黄懿陆先生撰写序言。

   值此书出版之际，谨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村志编纂工作的相关单位、各位领导、 同仁及社会贤达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谢意!由于史料欠缺和内容纷繁,内文编写者水平有限等诸多因素局限而致纰漏、疏误等在所难免，欣慰之时，亦有不安而差堪自信，恳请各位贤者和广大村（居）民鉴谅和指教。 (昆明官渡区陆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