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抚摸着这把卡尺:它“身经百战”，早已锈迹斑驳。曾经，我笑它“道貌岸然”；如今，它令我时时心安。尺的主人已归向远方，这一把，此时端坐在我的手中央。

“无敌是多么寂寞……”，我假装镇定，实则心里仿佛装着小鹿在乱撞，但愿没人发现我考试时的“小动作”。当我贼贼溜溜环视了周围一遍后，迅速从口袋中抄出一张纸条偷窥一眼后，又一瞬间，将纸条粉碎为纸屑，心中默默祈祷：但愿没有人能看清上面的答案。我长舒一口气：“这次考试，满分，稳了。”

“考试了”，爷爷没有抬头看我，正借着明媚的阳光一寸一毫地“摸排”一张图纸，那图纸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笔迹，细细一看，图纸不占地儿，图上的数据倒有些喧宾夺主的感觉。“嗯”我不敢正眼看爷爷，一个字出口，我瞬间有种莫名的慌张，哪怕我和爷爷平时的交流本就如此。爷爷不再说什么，依旧对照着那些数字看图，那图中的数字在阳光下让我刺眼，心中感觉更加枯燥和乏味。

“来，给你上节劳动课”，爷爷递过来图纸和卡尺，一个柔软，一个冰冷，却沉重地压在我手上，仿佛压住了我流动着的血管，心跳也急促起来。

“放松，你现在不是个读书人，你是一个木匠的孙子”，我抬起头，见到了爷爷少有的、极其严肃的表情。

我家祖上家底十分厚实，从来不为衣食发愁。爷爷年少时，正逢多灾多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没有选择“啃老”，始终相信“灾荒之年饿不着手艺人”，于是，他选择学了木匠。只是“文革”时，曾爷爷被划为“富农”，哪怕左邻右舍、十里八乡的乡亲觉得爷爷做的木器再好，但是，爷爷每次换回的都是与劳动成果严重不对等的“工分”。

到了爸爸这一代，家里的生活已是不愁吃穿，但不知为何，明明可以靠爸爸赡养的爷爷，仍在与他的木器活为伍？

我的思绪回到现实，爷爷已经开始指着图纸告诉我数据的作用了，“这是比例尺，数据都在这，待会儿你只需要用这把尺子在木料上量出来用笔标好，不，你必须准确地量出来……”，于是，横着的、纵着的，大的、小的，一个个数字如脱缰的野马般向我奔来，此时自以为“精通数学”的我竟然手足无措，因为它们不是计算题的“保留个位数字”，它们，每一个都是精密的。

“错一寸，差毫厘，就废掉一块好料”，我感觉爷爷并不是在说木工，是在教育我，做人也这样，爷爷用手指轻敲着墙上那块“干活踏实，做人正直”与这间屋子齐寿的木牌再次告诉我。

我知道：这是爷爷当年建老房子时刻上的，每一刀，每一笔，都可以看得出爷爷的精湛技艺。

“看数，眼不能花，标记，手不能抖，专注，心不能急躁”，爷爷的话一次次在耳边响起。本来“个位、小数点、十分位……”这些符号，本来都装在我心里，可这节“劳动课”，对于我竟如此艰难，让我知道了，原来天下还有比做作业艰难的事！

忽然，我的眼睛湿润了。让我想起，有几次考试中，同桌与我做的“小动作”，不会的试题打手势或传纸条，此时想起，让我羞愧难当。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不停地做木器吗？”爷爷见我终于量出的尺寸分毫不差，微微露出了笑容。“你曾爷爷当年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不仅因为我们这里地方偏远，受害较浅，更是因为乡亲们心里也有一把尺呀，当年我发誓一定要感谢他们，他们只当个玩笑。但是，他们不记得，我记得，他们忘了，我没忘，我永远知道别人会用‘心中之尺’量你，这些年，我一直在给乡亲们做木器，是我回报乡亲们的最好的谢礼”。

说着，爷爷站起身，操起案几上的刻刀，任泪水滴落在刀背上。“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木器”，爷爷念叨着，那刀似乎懂得他的心意，在木料上神行，顷刻间木屑飞扬，而木屑似乎已不再是木屑，化着一只只飞翔的蝴蝶，满屋飞舞，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在顷刻间，一块好木料已经成型，爷爷露出难得的灿烂笑容。

只是，这真的成为他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一生最满意的一件作品。

但是，尺主已走，此尺尚留，尺身已锈，尺神不朽。我明白了，爷爷留下的，不止是这把卡尺，更是他于劳动中摸索出的做人、做匠的“三把尺”， 一把在手上，一把在刀尖，一把在心中，这将使我一生受用……

指导教师点评：文章构思、立意等方面很好，语言优美，主题深刻，首段开门见山，点题扣题，中间陈述，点明主旨，末尾围绕文章主题前后呼应，画龙点睛，一气呵成。这里要特别注意回避敏感词的使用，比如：文革、富农、地主……等等，毕竟这些方面，作为学生认知不足，把握不好，会偏离主题，而且现在对这些问题都忌讳，文章中这些敏感词汇很难把握。(云南大理州罗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