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是儿童文学文本中最典型的人物形象。儿童文学中的“顽童”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小调皮”“小捣蛋”，也不是指“问题儿童”，更不是指品行恶劣的“劣童”，而是指具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是儿童文学中区别于正统“好孩子”的“另类”人物形象^[1]。他们在“顽”与“玩”中冲破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表达了童年生活特有的激情与想象，创造出自在的生活形态，张扬着自由的游戏精神。

爱的主题、顽童的主题、自然的主题是儿童文学的三大主题。母题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如生、死、离别、爱、时间、空间、黑夜等等。儿童文学的母题也是儿童文学作品内容的一部分，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具有客观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只有经过作者的处理，它才有褒贬的意义，演变为形形色色的主题。顽童母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指向的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渴望自由、向往无拘无束的天性；关注的是儿童的自由发展，它们把童年看作是自然的人生，并试图保持儿童的天性；传达的是“奇异狂放”艺术氛围。顽童的淘气和顽皮，甚至是由此带来的混乱，都可以给人们带来感动、兴奋、愤怒等的情感的共鸣。顽童形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被忽略的顽童”、“被改造的顽童”、“解放了的顽童” [1] 三个时期，涌现出了《木偶奇遇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等一系列优秀的顽童母题作品，其中所体现的儿童观推动着儿童文学的发展。

现今，世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顽童和西方顽童正走向相互借鉴、融合，但由于中西方儿童文学所根植的文化传统不同，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顽童形象也存在着差异。本文将以郑渊洁作品《皮皮鲁总动员》中的顽童皮皮鲁与林格伦作品《淘气包埃米尔》中的顽童埃米尔为例，来浅析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顽童形象的异同。

顽童形象符合儿童追求快乐的天性

自20世纪以来，世界儿童文学文坛上不断涌现出一系列的顽童形象。国外的顽童形象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贝利·费恩，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彼得·潘》中的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还有被誉为“童话外婆”的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笔下的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小飞人卡尔松……中国的顽童形象有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中的小松，“热闹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郑渊洁笔下的龙凤胎皮皮鲁和鲁鲁西，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中的贾里等等。从总体看中西方儿童文学中的这些顽童，他们最突出的外部特征就是“顽”与“玩”。例如瑞典作家林格伦笔下的淘气包埃米尔就是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也是较为典型的顽童。埃米尔有着“一双圆圆的蓝眼睛，红苹果似的小圆脸蛋，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惹人怜爱的乖巧小天使，可事实上他确是一个爱玩爱闹的小淘气：埃米尔把头卡进汤罐子，把血面糊倒在爸爸头上，把青蛙放进饭篮子里弄得人仰马翻；将放龙虾的铜盆放进卧室爸爸的床前，害得爸爸半夜被龙虾夹住脚趾；卡特而特举行考问会，埃米尔却将爸爸关进厕所……而郑渊洁笔下最有名的顽童皮皮鲁，骑着绑了鞭炮的竹竿飞向天，在云彩中发现地球之钟后，忍不住拨快地球之钟，使地球上的一切都失去了正常秩序；用巧克力做乐器，却在表演时吃了巧克力乐器；上化学课时，把袜子放进化学剂里再穿上长高了很多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中西方的顽童们都是爱玩爱闹、顽皮胆大、不喜欢学习的，他们经常会做一些调皮事，充满了好奇心，甚至还会撒谎说大话，他们也常常因为自己的调皮事而出糗。

热爱玩乐是孩子的天性。“人的发展包括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两个方面，个体身心发展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的”， [2] 玩是儿童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一方面，儿童在玩乐中会有跑、跳、爬、扔等动作，能够促进他们身体正常发育成长；另一方面，儿童能在玩中促进个体感知、思维、记忆、需要、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发展。对于儿童来说玩与快乐密不可分，没有玩就没有快乐。顽童的“玩”与“顽”正契合了儿童爱玩的天性，契合了儿童追求快乐的本能，因此能够吸引儿童。当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走进这些顽童的世界时，就会引起他们深深的共鸣。在林格伦和郑渊洁的眼中，顽皮是一个身心正常发育的孩子本应具备的，顽皮是孩子的天性，符合孩子追求快乐的本能。(昆明经开区史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