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芬老师是我进入学校读书的第一位老师，开学那天是母亲把我交到她班里的，我成了她班上的一名学生，南京村小学也便有了叫我这个名字的人。

那个时代学校没有食堂，伙食都是师生自行解决。下课了，中午饭是和杨老师混吃的。至今，我还记得杨老师在火煻边用小口缸炒花生的场景，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花生。英国人约翰·洛克说过：“幼小时所得的印象，哪怕极微极小，小到几乎觉察不出，都有极重大极长久的影响。”也许这就是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之所在。

在当年，南京村没有公路，杨老师从条件较好的勐大来到古城的山嘎啦里是非常不容易的，把我们这些从泥巴田里捞出来的人教会用笔写字也一定费劲不小。几天后，杨老师火煻旁边的一根柴倒在地上，她问我像什么字？我说晓不得。她说是前几天才学的“一”字呀。我想，这才几天的时间这“一”字怎么就长大了许多呢，原来“一”字出会像家里的小面瓜一样长大。

表弟我们俩人在上学的半路上用小竹子枪打蚂蚁而错过了上课时间，并且还撒了慌。其实课堂上不见我俩的影子，早有同学如实作了报告。杨老师只说了句“以后不要说慌话了，要按时到校。”这处理方法有点像《平凡的世界》里班长在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时孙少平在低头看小说《红岩》的情节，班主任只是静静地把书收走了，下课以后把他叫到宿舍，把书还给了他，只说了句：《红岩》是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小说中的这个班主任是很有智慧的。我想，其实在人们的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那就是心灵的感悟，一种比语言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教育就是要培养这种自觉。（云南普洱市李群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