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社会历来不缺乏智者。近代史把1840年鸦片战争后撰写《海国图志》（成书于《南京条约》签订后四个月，后作增补，50年代初刊印）、鼓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作为二十年后洋务运动兴起之前“睁眼看世界者第一人”之一。其实，魏源的观点取自和发展于当世和前人的智慧。史实是，有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林则徐所编撰的《四洲志》给了魏源很大帮助（魏源仅有在浙江参与审问英国“战俘”的间接经验）；道光朝初年即19世纪20年代萧令裕所撰写的《记英吉利》，同样是魏源形成其“看世界”观点的源泉之一。

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说：“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这是对英国已经成为欧洲霸主的描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这是对英国以武力为经商后盾的描述。他建议清政府仿制船坚炮利以御外，同时指出：“以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为制御之要”（魏源《海国图志》）。近代史学者戚其章把《记英吉利》誉为“实为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说之先声”（ 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同样，在乾嘉朝时期，王大海（印尼华侨）的《海岛逸志》，谢清高（船老大，曾远涉欧洲）的《海录》，也较为系统地“睁眼看”了世界。

再往上溯，明末清初交替之际，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南怀仁为代表，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带来了欧洲世界的声音。自后大量西方工业制品和技术（历法和测绘等）的输入，不会不在当时落后的小生产农业中国社会留下一定的烙痕。

但是，延续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文字狱”，使得这种声音成为“邪说”，它经历了传说和泯灭的一个历史阶段。

假如说封建专制皇权使得魏源之前智者“看世界”的文字成了“说了白说”，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历史门槛的运道，给了魏源“看世界”呼声高过前人的机遇。但是，史实是，魏源步了前人的后尘：“说了也白说”。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依旧被“天朝”观所淹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只在20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重又被拾起，并且，“师夷”两字从来没有得到清末“我祖上”主流观的认可。

这种历史现象似乎可以给后人以下三点启示：一，任何观念或者思潮，决不仅是某个时期某个人物的社会认知，它是社会和时代累积的一种产物。无论是积极进取的，还是腐朽没落的，都是社会土壤的产物，是部分人的“共识”（或共鸣）。把“先智”（所谓天才）和“腐败”归于一人一事，从而加以颂扬或消灭，是历史社会专制认知的偏颇；二，中国历史社会先智的声音，和中国封建皇朝循环史一样，有着盛和衰——强和弱同样的轮回过程，它们构成了这种轮回环节中的一环，可谓此起彼伏，循环往复。这是传统某一社会观念所谓乱世出英雄、盛世出蠢才的历史现象；三，专制权力既制造了皇朝的循环往复，更遏制了中国先人智慧的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