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叙：“吾少尝欲自立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氏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

   其实，每个人心中会有个信念：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把两千年前的孔子比作完人，那才真是自贬而荒唐的事。为什么两千年前的孔子成了谁都碰不得的“圣物”？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个“圣物”已经成了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某个人物、某个阶层的“利用物”，即孔子不再是“人”，而是一个能起到恐吓作用的“符”或祠堂里的“牌位”。庞大的不是儒学，而是赖之呼吸的皇权。从人性的角度看，康有为的“力欲攻之”，和呵护它的封建士大夫对康的大声斥责，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合乎人性？这是一目了然的。

   对儒学的觉醒，皇朝之内的文人学子古已有之，不过是没皇权的吓唬声大而已。著名学者周予同先生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挨次出现”。

   任何一种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它必须真实地源于人类本身而高于人类本身，并在与人类同步发展中得到改进和提高，才会起到引领人类生活实践的作用。而儒学，是一种源于帝王统治意志、要别人遵守而自己又可以驾驭它的帝王实用手册。这种手册在别人乘上他的马车时候，是适用的，而一旦别人跳下他的马车，只能成为帝王孤芳自赏、遥想当年辉煌的一种思恋罢了。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已经落后的儒教进行了全面的清算。由于儒学对于日本来说，本来是一种外来文化，没有植根性，因而获得成功，成了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里程碑。换句话说，在中国，儒学尽管在历史进程中多次衰落、多次被抨击而没有消亡，不在于儒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于它的植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只能具有地域性。

   清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既想进行改革实行近代化，又慑于与皇权互为呼吸的儒学、赖儒学而生存的皇权，不得不进行托古改制，借孔学作为改革的说辞。这是皇帝时代无可奈何的文人作为。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是坐在皇帝车上喊着打倒专制。老辣的慈禧答应否？果然一脚踢出，康有为流亡“车”外。

   现在，皇帝作为一个名词已进入了历史。皇权思想，因作为一种观念而具有滞后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终将成为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的历史的背影，留下一些精华而成为时代性。不这样，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