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把他们带到我制定的世界中，我可以随机选出一个训练成任何类型的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乞丐、窃贼，无论他有何天赋、倾向、能力、种族。”

—— 约翰•华生

人的心智是先天遗传定还是后天环境定？这个争论可谓历史悠久。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设想”人的心灵有如白纸，没有一切文字，不带任何观念” ， 这一极端的“环境决定论”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也让“环境决定论”一开始就站在了政治正确的高地上。

然而，反对“白纸论”的证据越来越多，进化心理学和神经认知学的进展都指向一点——人天生脑中有着许多“预装软件”，绝不是白纸一张。极端环境决定论已经难以服众，如今研究者大多认为，先天后天都是重要因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话是这么说，可到了要开展具体研究时，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者日子仍然不好过——“雷区”众多，动辄得咎。这种处境，还得“归功于”百年来各种轻率应用遗传决定论的“猪队友”们。

“智力（intelligence）”不像身高，拿把尺子就能衡量。常说的“智商”，测的是你在同龄人里的相对优势，因此会随着年纪变动。有些“神童”年幼时智商超过145，流体智力胜于99.9%的同龄人，其实这种高智商是早教之功，长大后一旦懈怠，光环自然褪去，变成“泯然众人矣”。1904年，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定义了衡量一般智力的“g因子”。1916年，著名的“斯坦福—比奈智商量表”也在多名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出来。自此，IQ和g因子这两把“聪明尺”才开始被各路研究者广泛应用。打分这件事实在非常重要——能“定量研究”的测量学派很快成了研究与应用的主流，无数英雄皆出自此门下。

最早试着量化聪明（虽然未能成功）并创造出“优生学”一词的 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爵士（Francis Galton），这位爵士本身确实也是难得的天才，在统计学、遗传学、心理学、地理学、气象学、指纹学等学科里都有建树，统计上天天用到的“标准差”、“相关系数r”也是他首创。

高尔顿靠着分析英国名门家谱，统计了近千个出身名门的“聪二代”，发现他们未来成功的几率是普通家庭儿童的两百倍以上 ，据此，他在1869年出版《遗传的天才》一书，认为天才主要源于先天遗传而非后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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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Galton】

知识本不牵涉善恶，科技原无所谓立场。不过，使用者如何应用新知与科技，倒是会反映出他们内心的价值判断。这些研究结论无错，但坏就坏在后续的主张。

高尔顿和优生学的继承者们进一步提出，从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角度而言，提升社会福祉的最优做法不是增加教育投入，而是创造条件让该生的多生，不该生的别生。达尔文的儿子李奥纳多•达尔文（Leonard Darwin）更是以优生学会主席的身份告诫世人，适者才应生存，若让“不适者”无限制地繁衍，人类后代的质量将遭受严重威胁。 如果“不适者”缺乏足够的智力和自控力来克制自己，就应强制将他们隔离或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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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了社会福祉，为了子孙后代”的大义下，优生学在二十世纪初获得了大批支持者，比如丘吉尔、罗斯福、凯恩斯、萧伯纳、诺奖得主鲍林以及……希特勒。

于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为至少6万例 罪犯、精神病患、道德堕落者、以及“通过智商测验被确认的低能者”实施了强制绝育术。在美国的“启发”下，纳粹德国通过了恶名昭著的种族净化法，把绝育的范围扩大到了数以百万计的“低等族群”，最后甚至走上了种族灭绝的道路。

大屠杀这一惨痛教训让“优生学”一下子变成了贬义词。2000年通过的欧盟宪章至今明文写着 “禁止实践优生学，尤其是禁止以筛选人为目的的操作”。 不过，“挑拣优秀人类”的实践并未在二战后立刻全盘废止，相关研究转了个弯，总算从“丧心病狂”变成了“充满争议”。

绝育和杀人太血腥，如果只是“因材施教”呢？

曾担任英国心理学会主席的教育心理学家伯特（Cyril Burt）就认为，与其让大部分儿童都接受同样的义务教育，不如早早筛选出“在教育体系中可能遭遇挑战的儿童”，减少在他们身上投入教育资源。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伯特做的系列研究让英国决定用一场“11 ”考试来评估11岁幼童的潜力，然后20%的聪明儿童继续“中学-大学”的教育轨迹，80%的“困难儿童”则放弃大学梦，转而接受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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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il Burt】

196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詹森（Arthur Jensen）则提出，欧裔小孩和非裔小孩在智商测试上的差异可能有遗传起源，并可能受益于不同的教育——这是拗口委婉的学术说法。用大白话翻译的话，就是白人跟黑人可能智力天生有差。死记硬背的本领大家都差不多，解决问题的高阶认知能力非裔不如其他人种，建议白人搞学术，黑人洗铁路。

伯特比较倒霉，1971年去世后，他从前的许多研究被重新检视并发现原始数据“丢失”——到底是否造假，至今未有定论。仍然在世的詹森比较幸运，2003年还因“促进理解人类基因组和人类社会间的关联”拿了个基斯特勒奖（Kistler Prize）。

如今，做行为遗传学得极端严谨无把柄，才可能规避伦理争议。而所谓“政治正确”，其实是“有些错误代价太大，宁可矫枉过正，也不能冒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