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追求平等是为了老虎苍蝇一起打

叶竹盛

《南风窗》高级记者，专栏作者

华南理工大学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八大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中讲到，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中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韩非子等诸法家密集论述了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以法治国”的说法，并和儒家一起，影响了中国往后的历代王朝统治者。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也有丰富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实践，留下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案例，然而吊诡的是，法家思想上的论辩和法律在实践中的经常性运用并没有形成发达的法治制度构建，更没有为传统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间接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和历朝历代绵延不绝的严刑峻法。

传统中国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法律文化遗产，除了那些值得重新梳理和审视的法家思想以外，更重要的是失败的教训。著名政治学家福山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但是福山又指出，好的政府架构要能健康和长久运转，需要依靠法治来维护，而中国传统上并没有法治，因此尽管中国各朝各代的政府架构是好的，却总是陷入滥权、苛政和腐朽的深渊。

法家的法治精神

常年研究中国法治发展的海外学者裴文睿将法治的概念分为“实质的、深度的”和“形式的、浅度的”两种，前者囊括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人权理念等广泛的范畴，而后者则相对狭义，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力不能任意运用，法律的操作要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并且其法律应当满足一定的形式特征，而这些特征法家在两千多年大多都已经论述过了。因此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认为，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大致符合后一种法治观。

相比“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法家强调法律的平等观，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例如主导秦国变法的商鞅便抛出了今天看来仍有掷地有声的话语：“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鞅对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强调固然有政治背景，因为变法必然撼动大量旧贵族的利益，改变“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强调“王令”和“国禁”，实际上也是出于巩固王权、打击贵族的需要。

法家不仅要求平民与贵族同样受制于法，还要求君主也应守法。这一原则出于两个目的，首先是通过君主守法，以身作则，感召民众也守法。管子写道，“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先民服也”。淮南子也写到，“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天下”。第二个原因是，法家认为法具有恒定性，君主虽然是立法者，但是不能随意改变法律，而对于既定法，君主也不能徇私违背，因此管子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梁启超曾评论说，“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

法家还强调只有使民众首先知道和理解法律的内容，然后才能要求民众守法，《商君书》写道：“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又说“故圣人立，天下而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与当代法治精神中法律的公开性与不溯及既往等原则不谋而合。

法家是否导致了秦朝的苛政和迅速灭亡，后世学者对此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人认同正是遵循了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统一了六国。“以法治国”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面貌。司马迁在《史记》写到商鞅变法时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院陈新民比较了法家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法治思想，认为李光耀在新加坡施行的正是“法家之道”。陈新民提出说，法家思想在中国孤寂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在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国家获得了验证的机会。

法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