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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什么是一座宽容的城市？

叶竹盛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博士候选人

刊于《南方都市报》5月31日，

刊出题目为《对法治有信心，城市才能宽容》

根据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香港的宽容度在被调查对象中排名亚洲第二（南方都市报5月30日）。根据这篇文章，宽容度高的地区，较少要求人们严守各种社会规范；较少指责那些看上去不恰当的行为；民众也并不总是乐意于听命种种社会规范。

乍一看，香港似乎不具备该文所定义的宽容度。因为香港社会奉行法治精神，强调规则与秩序。在这种治理之下，香港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其居民往往自觉守法，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公务员则廉洁奉公，很少发生腐败案件。香港今天的成就似乎是它的严格而非宽容造就的。

但是回头一想，正是这种制度上的严格营造了香港社会宽容的空间。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无限宽容的社会，必将成为一盘散沙；而一个处处设限，布满高压线的社会，则必定是一个窒息自由的地方。一个宽容社会应当在两个极端之间达致平衡。

《科学》杂志刊登这篇文章后，很多人立刻就联想到港人在菲律宾人质事件后善待菲佣的事例。这个事例确实可以反应出，香港的严格法治原则如何促进宽容文化的形成。去年九月份，一辆香港旅游巴士在菲律宾被劫持。在香港电视台的全程直播之下，目睹了惨剧发生的港人异常愤怒。香港有11万菲佣在各个家庭服务，但实际上，香港未发生哪怕一例针对性的报复。

与此相对照的是，香港官方迅速启动了司法程序，向菲律宾连连发出传召，要求参与事件的116位官员前来出庭作证。这次审理被称作是香港司法程序的大突破，而审理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受害者向菲律宾政府追讨赔偿。尽管最后菲方所有证人都拒绝出庭，但是经过审理，香港民众的悲愤情绪得到了释放，受害人的正义也在法律上得到了伸张。

也许正是因为港人对香港法治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够压抑住愤怒，而没有将仇恨转移到在港菲律宾人身上。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当香港社会出现多元的现象时，当出现与个人价值观不符的异常行动时，当出现“异质思维”的时候，港人更愿意相信，只要这些现象没有触犯法治原则，就是应当包容的。而即便个人无法判断这些行为是否越界，他们也相信法治的严格性终会替他们做出判断，而不需要个人出手。

但是香港法治也并非处处“为民做主”。其法律制度在社会自由与市场效率、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谨慎权衡，提取各种价值之间的最小公约数作为基本原则。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去年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崇督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提到，先贤们常奉行“择善固执”的美德，但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个人不应过分固执于个人的价值观，而应定下尺度，取得平衡。这个尺度就是法治化了的“最小共识”。

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的取景地在香港的重庆大厦。这栋大厦在2007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地方。因为在这座仅17层的大楼里，竟有120个不同国籍的人士居住在一起。其国籍的多元性也许仅次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来到香港，共同生活在一起，我想，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环境给了他们足够自由的空间，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侵害。所以他们不需要固执于自己的价值观，不需要排斥“异质思维”以换取安全感。

总而言之，宽容并非无原则的宽容，严格也不是专断的严格。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共同守护的原则，就没有度量包容的标准，宽容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无从谈起。能够坚守原则，却又不掌控一切。正是在这种拿捏之间，香港成了一座宽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