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更新这篇博文的时间，实在是拖延得太久。原因一言难尽。本月初，我应邀赴京，参加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纪念周汝昌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暨周汝昌文献展开幕式。座谈会是6月8日下午两点半准时开始的。文献展开幕式，则是在座谈会刚一结束的下午6点立即举行。然后是全体代表参观展览及共进晚餐。代表们下榻的宾馆是会址附近的齐鲁饭店。我在会上的发言，是以赴京前匆匆写就的一篇博文《纪念周汝昌先生》作为主体，并于参会的头天晚上作了补充修改而成。下面我会全文公布，请网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但现在我得稍稍介绍一下座谈会的情况。

　　应邀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约40余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专家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文化界人士，同时还有来自中国红学会、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及中华书局等学术、文化、出版单位的领导同志。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大家除了痛感一代学术大师周汝昌先生的辞世，是当今我国文化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还提出了许多必须加快步伐去做的重要工作。如：尽快成立周汝昌学术基金会、周汝昌全集编委会，以及加快周汝昌书信及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在百忙而难以抽身的情况下，依然到场致辞，然后才告罪离开去处理别的要务。还有一些与会者是带病出席这个会。如河北《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康香阁先生，正在因病住院，接到邀请后，硬是拔下输液管火速赶来出席。虽然迟到了一会儿，说明情况后，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补记]其实我也去晚了。因我提前乘车去会场的途中，忽然发现手机遗失，没法与任何人联系。借人的手机拨号一问，好心的拾得者让我立即乘车去某地取回。如此往返耽搁近一小时。故本段所叙红学会长致辞离开一节，是听人转述后的误记。适才获梁归智教授留言指正，谓红学会长乃发信请人代念致辞，非亲自到场。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倒是自始至终参加了，而且作了极受欢迎的一个发言。但他明确表示：他不是代表红学会，而是代表他个人。特此补记。遂夫　6月25日 15: 53）

　　总的感觉，会开得很成功，很热烈、很积极、很深入，对将来的学术必有重大影响。

　　下面是我的发言稿全文。

周汝昌先生的大师风范

——在纪念周汝昌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遂夫

 

　  三年前的5月31日凌晨1:58，当代文化大师、红学泰斗、我最敬爱的前辈和恩师周汝昌先生，因年老体衰，在有所警觉的家人的守护下，于睡梦中安然辞世，无疾而终，享年95岁高龄。

　　这是一件令我辈无比惋惜的事情，也是近几年来我个人生活中最难以承受的一次打击。然而，正如曾经和周先生、也曾经和我本人都有过愉快合作的《人民政协报》学术园地编辑王小宁女士，在当天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悲从中来时，那位最早告诉她消息的朋友所安慰她的话：“伤心什么？无疾而终，你见过有这么好福气的人吗？”

　　哦，是的是的！不论是当今或后世，一切热爱周汝昌先生的人，一切受周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艺术成就所滋养、惠泽、陶冶、沉醉的人，都应该为他“九五高龄，无疾而终”的不幸中之万幸感到欣慰和庆幸。什么叫好人有好报？此之谓也！　

　　而且，“九五”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易经》称之为“九五，飞龙在天”；孔颖达注疏则解释：“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这不也是一种十分吉祥的巧合吗？我在周先生辞世一个月后，应邀为家乡文化人讲述周先生临终前的故事和我对他一生成就的评价时，就曾提到《易经》中的这句话，试图以此吉祥的象征意义来化解我心中难以释怀的悲痛。

　　如今接到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的邀请，来出席“纪念周汝昌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暨“周汝昌文献展开幕式”，我在甚感荣幸的同时也一直在思索：我们如此隆重地纪念周汝昌先生，是不是因为周先生在此前存世的学者、尤其是红学家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而且著作等身、成就特别辉煌呢？

　　当然是，却又不仅仅是——甚至可能主要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周汝昌先生最可宝贵的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在当今最为稀缺的一种真正的大师风范。

 

　　我把周先生这一宝贵的精神与风范，简单地归纳为八个字：精进不息，赤子之心。

 

　　早在32年前，周汝昌先生第一次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词勉励，其末尾便有“遂夫同志精进不息”之语。后来我发现，周先生和他最崇敬的老师顾随先生的通信中，顾随先生亦对周先生作过“精进不息”的同样激励。

　　所以我特意查了一下，在佛教五百罗汉中，第二百五十四尊的“精进山尊者”，佛家对他的评语便有“勇猛精进，自强不息”之说。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勇猛精进”，则出自佛经《无量寿经》：“勇猛精进，志愿无倦。”而佛经《慈恩上生经疏》，又对“精进”二字作了详解：“精，谓精纯无恶杂故；进，谓升进不懈怠故。”于是，把佛家评赞精进山尊者“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话浓缩一下，便成了“精进不息”。

　　据我观察，周汝昌先生终其一生都牢记着、并努力践行着顾随先生写给他的“精进不息”四字，这才使他在红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许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创作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反过来说，周先生对他比较看重的后生晚辈，亦不忘奉送这四个字以资激励，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万别小看了一个佛教徒、或者一个普通的凡俗之人，在真正践行“精进不息”的理念时所能激发出来的强大能量。我以为这也正是构成一个当初出身贫苦的现代书生周汝昌，最终能够超乎常人，甚至超乎许多优秀同辈及前辈大师而成为红学领域一代大师和泰斗级人物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可是对于当今中国学界或整个文化界的同道中人来说，也许将此四字放在嘴上说说容易，偶尔心血来潮地激励一下自己亦或有之；但真正能够像周先生那样终其一生地牢记于心并坚持不懈、身体力行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如果从周先生一生行迹中去寻找实例来证明这一点，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我在这个简短的发言中，只想借用我三年前给家乡文化人评说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话来略加概括。我是这样说的——

　　在周先生刚刚去世的那一阵儿，国内的好些传媒都引用了我的一句话：“周汝昌先生是把一生都献给了红学的学者。”但我现在还想加上一句：“周先生的红学著述之多，学术成果之丰硕、之辉煌、之影响深远，不仅是空前的，还有可能是绝后的。”因为我觉得，今后要再产生出像周先生那样功力深厚、影响深远、博大精深、涉猎广泛、著作等身的红学及中国文化学大师，由于历史环境条件的巨大变化，似乎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周先生不仅出版了《红楼梦新证》这一划时代的红学专著，而且他一生出版的各类著作竟达70余部。即使把经过重大修改、篇幅增加了一两倍、两三倍的重版书全都不计算在内，也有50余部。其中主要是红学著作，也包括诗词、书法、散文等各方面的创作及理论著作10余部。一直到他八九十岁高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近十余年间，他还在不断地研究、写作和几乎每年都出版不只一部的高质量著作。甚至在周先生去世前几天，他还口授了一部红学新著《梦悟红楼》的提纲；去世前十天，他还为恭王府海棠诗社的一本《海棠雅集》诗册写了序言；他去世前十三天，还向该诗社发去了他最后的一首唱和诗。　

　　　　清夜独寻诗，宠章如梦迟。云霞出海曙，更漏助文奇。

　　　　旧邸增风采，新图运睿思。雨晴红更满，池上耀棠梨。

　　你看，清夜寻诗，风雅依旧，华辞丽藻，纷至沓来，这哪里像个即将告别凡尘的九五仙翁啊？

　　以上种种，无不典型地体现出周汝昌先生在治学与文化艺术创造中“精进不息”、至死不渝的大师风范和顽强奋斗精神。

 

　　最后补叙几句我个人在这几年的遗憾和愧疚。

　　就在周汝昌先生即将辞世的前夕，我因家人的敦促，意外地离开北京返回了家乡四川自贡。离京时，我分明答应了周先生，一定要尽快返京，并在第一时间先去看望他老人家。可是我因种种意外事故而食言了，以致很快就传来了周先生猝然辞世的晴天霹雳。这一噩耗真的把我击倒了。我带着深深的悔恨，从此一蹶不振，近乎沉沦。任由出版社及众多热心读者一再催促，我始终提不起精神来完成我的不只一项著述出版任务。我明知这是不对的，有违周先生对我的长期勉励与厚望。但我就是振作不起来，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所以，在我的壬午马年本命年生日即将来临和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曾口占了一首五律《岁末抒怀》，来忏悔我的这种愧疚之情：

　　　　岁末惊回首，流光枉自抛。不闻莺恰恰，何见马萧萧？

　　　　梦魇犹蜗退，年钟似鼓敲。雕鞍重上路，一世作英豪！

　　结尾的两句，是一种自我励志式的痛苦挣扎。但愿我今后能够真正地振作起来，不负恩师周汝昌先生在天之灵的期盼！

2015年5月31日深夜至6月1日凌晨　草于自贡释梦斋　

2015年6月７日晚　改定于北京皂君庙西里　

　座谈会结束，与会代表匆匆合影，然后至周汝昌文献展的展厅前举行开幕式

下面的两幅图，是将全体合影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裁剪放大了一些。（下图一，前排左五，一直在与人说话的是周先生三女儿兼专职助手周伦玲，摄影师已经发令按键了，旁边的人拉都拉她不回头。下图二，前排右一是周先生孙女周琬君，右二是梁归智教授。但合影者并非与会者的全体。个别人是在会议结束时因故离去。还有少数人是在门外与人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