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语：这是五年前的旧稿。当时应一家报纸之约，仓促写成。却因篇幅超标，并没有全文刊载；只被个别索阅的朋友贴到了网上。但那是初稿，与后来略加修订准备收入我的《草根红学杂俎续编》一书的改稿，颇有些区别。我知道，一些有心人收藏过那份初稿，甚至将里面提供的某些信息，吸收到他们的文章或报道里，却没法注明与核实，难免有以讹传讹的地方。

由于近年一直忙，连早就凑足了篇幅的“草根续编”也没顾得修订杀青。所以这篇被好些人关注而涉及到我和周汝昌先生某些旧事的小文，至今没有一个能够确认的可靠文本。

日前在我博客的留言中，有人建议干脆把它在这儿贴出来。于是略加订正，予以公布。

须提请注意的是，此文草成于五年前，里面一些“现在时”的事物、数字、人的年龄、书的版次，等等，依然保持着当时的面貌，切勿以眼前事观之。此外，曾经收藏过此文的个人或网站，建议以现在这个文本予以替换。

作者　2010年11月23日下午草于北京

 

亦师亦友

 

在为出版社完成一部签约书稿的最后冲刺阶段，忽然想到要停下来写这篇短文，是由于受了刚刚见到的一本周汝昌先生新著《我与胡适先生》的触发。因为粗粗读了一遍这本书，忽然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尤其对于周先生与我交往之中的种种印象，有了一些豁然开朗的全新领悟。

在我二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直接交往过的其他前辈师长不计其数，也受到过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影响和教诲。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还没有任何一位前辈能像周汝昌先生那样，自始至终和我保持着一种历久弥坚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就叫观点一致，或曰臭味相投——甚至有人干脆把我称作红学中的“周派”。其实用这种视角来看待我与周先生的关系，是肤浅的。我早就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

    有的海外学者把我称作“周派”，我不大喜欢这种带有门户色彩的定位。而且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我诚然在周先生的学术蜜藏里不断地吮吸着有益的滋养——如同我在其他师友那里也在不断地吮吸着一样。可是我和周先生之间的学术歧见，恐怕也并不比与其他师友的少。这种学人之间的观点异同，无论其多寡，我以为都十分正常。关键在于，我从来就没有因为和任何师友的观点歧异而改变对他们的尊敬与情谊；也从来不会因为对他们学术成果的肯定而放弃自己的探索与直抒己见。

这当然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讲的。在当今的国情中，像我这样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一直坚持这种为人为学的基本态度的学者，似乎已经成了“另类”——至少在红学领域是这样。

但是周先生在这方面，的确是我的榜样。这一点我从不讳言。可以想象，如果当初没有周先生这种榜样的力量直接影响着我、推动着我，在我和他之间打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少观点歧异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长久地保持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如今看了周先生这部新著，则让我更加明白：周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的榜样，正是基于他年青时候就已经形成，并在和胡适先生的交往中进一步受其“君子仁人”之风的熏陶影响，从而更加矢志不渝地坚持着他做人——不仅是做学者——的基本品格这一重要原因。请看他在这部新书中是怎么写到这一点的：

    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爽朗平易，真诚，大度。

他还写道：

    那时我虽鲁莽，毕竟也能将做人的道义、感情、交谊与学术观点之异同分别开来，不屑学那种在文史问题上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甚至不择手段地施以报复——那还够个“人”的品质吗？

这便是周先生至今依然坚守着的为人为学的基本品格。我自己在和他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对此感触尤深。但让人遗憾而且无奈的是，在当今之学界，那种早就为周先生所“不屑”的“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不屑于如此的周先生，反倒成了学界的“另类”。甚至连我这个受周先生影响而“痴心不改”的后生晚辈，亦被如此看待。

还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人思想的日益解放，像周先生这样的“另类”，好像是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理解与尊重了。竟连一些外国朋友也对此深有感触。最近我收到一封马来西亚读者方美富先生的来信，他这样写道：

    最让我佩服的莫过于您和周师之情谊了，委实符合韩退之《师说》本旨——又是濒临绝种的本旨。对于二位先生笔下所暗示当今学界之现象，我自作聪明，谓之“乌烟瘴气”。让人吓倒的，反倒是周师、邓师这种亦师亦友，敬而非乱棒，端评而非故作反调（的作派），实在有反拨的意思了。

对我个人来说，方先生不免太过谬奖。但他这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却让我深感欣慰。

 

泉城初识

 

那是二十四年前一个秋日的午后，在我到达济南首次出席一个全国学术研讨会的第二天。我吃过午餐，返回住地的途中，忽然听见站在前面攀谈的几位代表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其中一位中等身材花白头发的瘦削长者，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是继续大声嚷嚷似地交谈——给我的感觉就像在笑着吵架。

我听谈话中有人叫了一声“周老”。被叫者正是那位瘦削长者，他常用一只手做成喇叭状护在耳后，笑着瞪大眼睛直视对方。我一想，周老，难道是赫赫有名的周汝昌先生吗？便停下脚步听他们攀谈。后来证实，果然是周先生，便寻了个空隙，向他问声好。

周先生调头看着我，也不知是觉得不认识，还是压根儿就看不清是谁，轻轻问了一句：“哪位？”我自报了姓名。因为当时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刚登载了一篇陈小丽女士写的专访文章《红学新人邓遂夫》，好多搞红学的人似乎都熟悉我这个名字。所以周先生略显惊讶地“哦”了一声，转身定定地望了我一会儿，笑着说：“原来你这么年青？才二十几吧！”我说，哪里，都三十多了。

这便是我初识周先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旁边一起攀谈的是朱彤、宋谋瑒、顾平旦三位先生，还有专门来照顾周先生起居的他的小女儿伦玲。大家当即请身背相机的顾平旦先生为我们拍了张合影照。后来周先生说正想找我聊聊，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坐一坐，其他几位便告辞了。顾平旦先生说：“我再去给你们拍张谈话的照片。”于是，我的相册里便留下了几张初识周先生的黑白照片。可惜已经发黄破损。 

 

正是在济南的这次相识，和随后的几次愉快交谈，奠定了我与周先生持续二十余年的忘年之交的深情厚谊。当时的谈话内容，已经记不真切了。但有一点印象很深：我们交谈得非常投契，时时爆发出孩子般无忌的爽朗笑声。周先生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遂夫同志呀，你的思路很独特，这很好，但要深入下去。我发觉咱们的心很相通，谈起话来特别容易产生共鸣。”对他后面这句话，我当然也有同感。直到现在，我依然感到，不论是交流那些观点一致的还是有分歧的问题，我和周先生都最容易沟通。关键就在，尊重对方，平等相待。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历史上记载的，谈红楼而“几挥老拳”的争论，更不会像当今有些人那样“一言异己，就衔恨一辈子”。

有朋友曾说，邓遂夫是个性情中人。我倒是觉得，周先生才真正堪有此称。自从我们在济南相识以来，周先生好像从来就没把我当成晚辈和初出茅庐的后生，而是非常真挚地视我为朋友、学友。他除了最初和我通信时，曾按当时的习惯称我为“遂夫同志”或“遂夫贤契”之外，后来不论是通信还是题签赠书，他都一律改称“遂夫学友”或“遂夫贤友”。

我感到，在周先生的身上，没有一点以长者自居、以名家自傲的世俗之气。他和人交往，看重的是投缘、性情相合以及互相尊重。对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周先生是最看得开的一个人，真正说得上“大肚能容”。

 

三次提携与鞭策

 

周先生还有一个极可贵的品质，就是对别人的新发现、新观点和新成果，只要是他觉得真有可取的，他都表现得异常兴奋，往往不加掩饰地赞赏有加。尤其对于年青人更是如此。

这样的品质，在胡适先生身上有，在过去许许多多卓有建树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身上有，然而在当今的国内学术界，却显得凤毛麟角。有的人自己没有也就罢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惯于掩人之长甚至掠人之美——却偏偏明里暗里地讥诮周先生这种优良品格是在“胡吹乱捧”。这不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什么！

想想看，周先生一个洋洋大家，著作等身，早就名扬海内外。如果品格低下一点，必是只愿听别人的称赞，哪会说人家的好话？可周先生不是那种目空一切的“半吊子”。 而且真正善于吹捧的人，都是为了溜须拍马，逢迎权势，往往还有明确的目的。如果周先生的赞扬不是出于仁人之心、君子之风，他“吹捧”无名小辈能达到什么目的？他何不去吹那些位高权重的学阀？可是纵观周先生为人为学的一生品行，他可能有固执、偏颇、倔强，或对某些问题认识有误，但绝对没有溜须拍马、逢迎权势的那一套。

那么，周先生对年轻后辈的鼓励与赞扬，又存不存在“廉价”、“轻率”的毛病呢？这是他常被某些人垢病之处。只要认真解剖一下此前的某些具体“案例”（不论是梁归智、王国华还是刘心武），都可以看出：周先生无论对谁的观点与成果加以赞扬，都是由衷的，至少表达了周先生当时的一种真实思想与见解。这些思想见解正确与否，可以姑且不论，但是能像周先生那样及时、坦率地表达对新人、新思想、新成果的热情支持与勉励的前辈学者，在当今能有几个？

别人的事情我不好多讲，综观二十多年来周先生和我的交往，按照某些人至今耿耿于怀的看法，正是觉得周先生曾对我作过三次大的“吹捧”——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则是三次难能可贵的提携与鞭策。

一次是1983年，在南京召开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和周先生单独交谈时，曾将我的一个发言底稿（实乃未修订完成的一篇论文）的大致内容——即从版本学和人物形象的双重角度去首次论证贾宝玉的别号应该是“绛洞花王”而不是“绛洞花主”——预先告诉了周先生。他一听，拍手叫好，连称：“有价值，有价值！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我赶紧说，发现是早就有人发现了，比如俞平伯先生的八十回校本，就依庚辰本而选定了这个“王”字。问题是过去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认同，更没有对它作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周先生说：“你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水平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即在我的一个新笔记本上题了一段辞：

红坛来哲知多少，君是其间佼佼人。

遂夫同志精进不息！　　　　　　　　　　　　　

 

我后来请其他师友也在这个本子上给我留些赠言。有人看到写在第一页上的周先生这句话，曾委婉地给我敲警钟说：“你对有些说法一定要冷静啊！”其实，我对周先生的鼓励一直是冷静的，知道自己距离他的期望还十分遥远。但不能不承认，周先生这一鼓励，此后的确成为了促使我更加奋发向上的一个强大动力。后来，我也自觉并没有辜负周先生的期望。比如“绛洞花王”的论题，经我反复论证，现在除了极个别学者还有保留，几乎已成定论。又比如，我此后近乎于自不量力地对红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被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版本与校勘），都作了全方位的深入开掘；其初步成果，也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和读者的认同。

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提携与鞭策，是1987年，我出版第一部专著《红学论稿》时，他在序言中讲了不少勉励的话，其中有云：

    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

此外，序言还针对当时红学界已经开始露头的对我暗施压抑的现状写道：

    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提出了一些独异的看法，也要大惊小怪——则何识度器量之不广哉。我曾有句云：“日夜江河流万古，小儒门户限何人。”

这些评价，对于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来说，会是多么大的支持与鼓励——若非身历其境，实难想象。它实际上成了我后来渡过难关摆脱逆境的一个精神支柱。

第三次大的提携，则是世纪之交出版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时，周先生又慨然为其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写道：

    我希望今年真是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古历龙年，西元二千，忽有遂夫此论“横空出世”，谓为非一大奇，可乎？

确实的，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

他还在出版社为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预言道：

    这部书的出版问世，适逢新世纪之肇始，是个好兆头，必将为长期以来沉闷无光的“红学”局面打开一个崭新的纪元。

可能有人又觉得这是周先生在“信口开河”。因为当时正是红学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凡有关《红楼梦》和红学的书，都很少有人敢出版，出版了也很少有人买。连周先生自己的重要新著，出版社当时也只敢印三五千册。此时此刻，一个邓遂夫校订的新版本，怎么可能打开红学的新纪元呢？

然而事实却很快印证了周先生的预言：该书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甫一面世，便供不应求，竟在第一季度便连印了三次（尽管后来有盗版的冲击，现在已经印到六次了）。然而事实却很快印证了周先 生的预言。该书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甫一面世，便供不应求，竟在第一季度就连印了三次（尽管后来有盗版的冲击，现在已经印到六次了）。不仅如此，在此书持续 热销的推动下，相继出版的许多红学新著，也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一个遍及全国的新世纪的“红学热”亦随之掀起。直到现在，这个热潮还是有增无减。

 

周先生创造的世界奇迹

 

见到这个小标题，别以为这是故作惊人语——不，这是在叙述一个已然出现的客观事实，一个惊人的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就发生在此时此刻，而且还在飞速地递增着。

前文曾提到的一本周先生新著《我与胡适先生》，出版日期是今年8月。而我此刻在四川南部这座小城撰写此文的日期，则是9月8日至10日，几乎可以闻到该书的油墨馨香。我是让编辑此书的一位朋友寄来的，同时还请她把能够买到的周先生今年出版的其他新书，都各买一本寄来。结果一下子就收到五种，全是今年新出的，也几乎全是今年新著的。我把书架上原有的一本今年1月出版的周先生新著加进去，一共便是六种——“我的天哪！”当时几乎叫出声来。

好长时间，我都没写信或打电话去干扰周先生的写作了。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在全力以赴地帮他认稿（因其目近失明而用硬笔盲书写成之故，字迹难辨）、整理、打印，忙得够戗。因而，我也不便打电话去证实周先生今年到底撰写、出版了多少种新书。我只知道，今年底或明年初，可能还会出版一部周先生历二十年之功与他过世的兄长周祜昌先生共同精心打造的一部上千万字的10卷本《石头记会校》。这些都不去管它。甚至连近两年出版的另外几本至今仍在热销的新著（包括《红楼夺目红》等），也忽略不计。而单凭我手边这六本今年出版的周先生新著，我敢说，就够得上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古往今来，有过这样恢宏的学术奇迹吗？

先把这几本新书版权页上的几个重点项目引录如下（按出版的时间先后为序）：

1、《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版，286千字，1－5000册）

2、《周汝昌梦解红楼》（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0千字，1－20000册）

3、《定是红楼梦里人》（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6月第二次印刷，230千字，10001－15000册）

4、《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版，334千字，1－5000册）

5、《和贾宝玉对话》（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版，150千字，1－28000册）

6、《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版，200千字，1－2000册）

就是这不完全统计的今年1－8月出版的六本周先生新著，其主要指标的合计便为：

总字数：120万字，总印数：93000册

这里面还不包括其中有的书可能早就重印了，尤其是最早在1月份所出的两本（你看团结社5月份出版的，6月就重印了）。当然，如果真要上报吉尼斯，恐怕以下这个项目也不能不列入：

周汝昌，中国天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男，现年88岁，耳近失聪，目近失明，体弱多病。至今已出版各类著作42部。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周汝昌先生——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巨子，一个胸怀宽广的前辈大师，一个奋斗不息的世纪老人，一个正在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学者！

2005年9月10日于自流井释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