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博客文章中编了句顺口溜：“新版《红楼》三大俗，片头、旁白、卡通步。”虽然都只是针对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弊端，却基本上可以揭示出这部耗资过亿的豪华版电视剧，何以会让绝大多数观众的耐心受到重创之根源所在。而这些外在的弊端，又直接牵涉到应该如何以电视这种现代艺术形式，去较为合理地把握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精神意蕴的问题。电视剧开播后的客观效果，充分印证了这些形式上的弊病，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这部名著的精神意蕴的合理传达。当然问题不仅仅是这些。

但有一个问题一下子凸显在公众面前：李少红分明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少壮派导演，此前的一批好评如潮的影视作品无不证明了她的才华；为什么一旦执导了这部新版《红楼梦》，就一下子变成了观众群起而攻之的“弱智导演”了呢？

《新京报》9月8日所载潘采夫的一篇文章，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该文的题目叫《红学家在新“红楼”演的什么角色？》，文中提到：“看电视剧末尾的字幕，新《红楼梦》的顾问有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冯其庸、杨伟光、李准这样熟悉的，也有从没听说过的。据说那三位是挂名的，真正负责的是另外三位。他们就是红学家顾问们吧，他们都‘顾’些什么呢？”带着这一疑问，作者访问了一些深度介入新版《红楼梦》的人士，了解到一些对新版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

“比如，这个剧是被归入一个什么重点项目的，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中国红学会拥有了对这个剧目的决定权，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李少红说过，之前是有一个剧本的，但红学家说不忠实于原著，给否决了。这说明他们是有剧本否决权的。剧本要让红学家审核，他们不通过就不给盖章，不盖章就没法开拍。

“红学家对这部剧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大。为何那么多快进？是因为很多镜头红学家不让省略，但篇幅有限只好快进。画外音是剧拍成之后，红学家让补加的，因为要忠于原著。”

9月6日《北京青年报》所载对李少红的采访，也间接证明了潘采夫文章所披露的这些内幕。李少红甚至在采访中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段，我到开拍前一刻都是在作斗争的。……这种争斗，如果若干年后你们感兴趣，再讲给你们听。”

跟谁斗，李少红明确表示是跟“红学家顾问”。除了快镜头和画外音，她还举了个例子：“原来拍过贾珍在门口多偷听一回谈话，红学家都说小说没有，不行。”

可见，被观众最为反感的，也是笔者文章所归纳的“三大俗”问题，竟有两项（即频繁的快进与旁白），都是导演被逼无奈才使用的，最后只剩了一项（即片儿头），才该由李少红和叶锦添来担责。

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全国的观众：我们对新版《红楼梦》不满意，完全可以就事论事地提意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千万不要不问青红皂白地把什么都往李少红头上扣，更不能用污言秽语去谩骂一位女导演——当然对谁都不要谩骂才好。

另外，我还想为那三位负责执行的“红学家顾问”叫一点屈。其实他们哪有这么大的权力，还不都得事事请示为首的“权威”？从很多迹象来看，连谁可以作顾问谁不可以作顾问，直到在首映式上谁可以作嘉宾谁不可以作嘉宾，好像都得那位通常不露面的“权威”说了算。否则，他最后就不来向全国人民表态，不来为新版《红楼》撑门面了。

最后表的是什么态呢？

“新版《红楼梦》在《红楼梦》的历史上是又一次成功，又一次涌现了高峰，可以跟原先的87版《红楼梦》并称。”

你别说，还真有点牛。不过“权威”的思想和作派，显然还停留在某个已逝的年代里，总以为由握有实权的“大人物”来表个态，指定这个以他们的霸权所挤压出来的“怪胎”已经达到了“高峰”，好像就真的可以成为高峰了，老百姓就必然会“万众一心”地振臂齐呼：“成功、成功、成功！高峰、高峰、高峰！……”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只能成为笑柄。

然而，它留给人们思索的一个严肃问题则是：究竟是谁赋予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学究那么大的权力，让他们的手可以伸得如此之长？除了中国红学会，别的学术领域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2010年9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