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地名文化】盐文化与盐城地名
(2013-11-24 17: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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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丿镇所在地名称富安地名 |
分类： 说古道今 |
盐文化与盐城地名
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漂泊万里抵达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从东台境内登岸，沿着串场河一路北上，惊奇地发现“满地雪花”般的盐，在他的游记中由衷地赞叹东方盐城的富庶和繁荣。
盐城自古以盐置郡，以盐兴盛。似飘带一样半拥盐城市区的串场河，就是因“串通各盐场”而得名的，被喻为盐城的母亲河。从南至北，以范公堤为界，堤东的一些地名多与盐文化有关，如场、团、灶、仓、撇、总、垛等。
“场”是盐业生产的最大建制单位。场下为团。据说以这些名称作地名的，在盐城有数百条之多。如阜宁县有天场（今滨海县乡名），盐城有新兴场、伍佑场，东台老政区有刘庄场、小海场、草堰场、丁溪场、东台场、河垛场、安丰场、虎墩场（富安西场）、拼茶场、角斜场等，史称“淮南中十场”。
“灶”，是灶民煮盐或煎盐的土垡灶具，境内有与之相关的地名，有以序号称之，如头灶、三灶、四灶、六灶；有以姓氏、方位称之，如张灶、沈灶、南沈灶、李灶、何灶、西灶等。
“丿”（鐅）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废大灶、改小灶”以后，及清初盐区东播，延至当时的海堤（今省道226线，曹鐅、三仓至唐洋段），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其形同铁锅，略比锅浅，径园三尺，深3-4寸。境内以“丿”命名的乡镇，有东台的曹丿、华丿、大丰的潘丿。
“团”，是盐区的一种生产组织，灶户以“聚团共煎”（团煎）为生产形式。每个盐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户，旧时以“团”为地名的，多分布在古淮南盐区的东台、大丰，如戚家团、南团、西团、大团、新团、北团、卞团等。
煮盐，需要用柴草。柴草要包给灶户，割下、晒干、堆垛，以备用。于是，便留下与草荡相关的“总”、“垛”等地名。
“总”，明清时期，海边草荡（“荒田”）分包给灶户砟（割）草的呈条状（东西长、南北窄）的划分单位。通常，一些盐场的草荡划分为30总左右。如，富安场以“总”命名的地名，有二总、五总（唐洋镇）、九总（新街镇）、十八总（许河镇元官村）、十六总（今许河与唐洋交界处）、二十五总（今许河至南沈灶一带）等，保留至今。小海场有“五总”（今大丰草庙镇）。南通、海门等地保留至今的“二匡”、“六匡”、“十二匡”等乡镇名称与草荡的划分单位为“匡”亦有关。
“垛”，为草场堆积的比较大的草垛。或以序号称之，或以灶户姓氏称之。现存地名有三垛、六垛、何垛、梁垛等。
“苴”（方言读音为jia），为海边草荡中地势较高的一片“荒田”（草地），至今在有地名“二苴”、“郝苴”（新街镇）、“官苴”、“万苴”（三仓镇）、“中苴”、“三苴”（许河镇）、“莫苴”、“五苴”等。
“仓”，一为盐仓，系官府盐业机构盐运司在下辖盐场积贮食盐的仓库，如便仓、秦南仓、西便仓（富安西场）。一为盐场的草荡划分的分界标志，如东台境内的安丰场，则将场内草荡以五条人工河为界，分为五块。五条界河分别为一仓河、二仓河、三仓河、四仓河、五仓河，经长时间演变，形成后来的三仓、四仓等地名。
【链接】北京地名与语言学因素
地名的许多内容都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类思维方式、心态等等密切相关，可以说地名就是人类创造自己文明的历史过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足印，有的古老，有的新近。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流离迁徙。从辽、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当代的北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方言、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交融。到今天，能说明这一切的其中一个见证就是地名，北京的街巷地名留下了种种历史文化的丰富印记。
关于地名与语言学关系的经典论述
“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L.R.Palmer,
MordernLinguistics,P.168）。
“地名的保存不仅是保持现状，而要作为一种文化财富来补充修整。”（[日]山口惠一郎
1982）。
“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文化，最初大都是互相隔离各具特色的，这些特色包括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体现在作为语言的的特殊成分的地名上。”（周振鹤、游汝杰
1986）。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牛汝辰 1993）。
“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
[日] 山口惠一郎 1982）。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与相关民族语言有关
一些地名反映了一些满式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锥子胡同与追贼胡同、
锤子胡同与垂则胡同、夹子胡同与嘉则胡同，满语早期的汉语借词把“子”改造成为se（赵杰
1992），和“则”的读音相似。
北京地名与蒙古语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现代地名“褡裢坑”的“褡裢”，来自蒙语。它是一种装钱物的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有大口袋，可以搭在肩上或马背上。又如“孛罗营”，是因成吉思汗南下时大将军孛罗曾率部驻扎于此而得名。
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始见于元代，盛于明清。从明代到现代，一直占很大比例。关于其语源问题有几种观点，张清常认为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一些地名与方言相关
北京地名的“泡子”，是“小湖”义。泡，《集韵》去声效韵，水泉。今北京地名读阴平，受东北方言影响。辽宁有“泡子沿、干泡子”，吉林有“月亮泡”，黑龙江有“海兰泡”。
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叫“太埠”。“埠”，“码头”义，用于地名指有码头的城镇。它的分布范围不超过黄河，最北在河南、山东（游汝杰 1992），是一个南方地名通名。在北京出现这样的地名，可能与当年大运河漕运有关，南方人就把停泊地叫做“埠”了。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也反映了外地方言的语音特点。比如：安南营/安澜营、牛血胡同/留学胡同、牛蹄胡同/留题胡同、驴肉胡同/礼路胡同，相混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湖南等方言中存在， 不分是江浙吴语的特点；王姑园/皇姑园、闷葫芦罐/蒙福禄馆，“王”和“皇”在吴语中是同音的，在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的一些方言点不加区分；驴肉胡同/礼路胡同、驴市/礼士胡同，“驴”改为“礼”，也不是北京人的语感；金城坊（元）/锦什坊（明）， “金城”明代讹作“锦什”，很可能是受山西方言的影响，山西方言中“城”的白读音和“什”音近，很多山西地名现在把“城”读作“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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