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研究武汉和武汉文学

　　樊星

　　一

　　1989年3月，余秋雨在上海《文学报》上发表了《上海人》一文，一下子引出一大批各种谈上海人的文章。有一次，我与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易中天教授谈及此事，他说我们几个可不可以也来谈谈武汉人？后来，我们在《芳草》杂志发了几篇文章，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我注意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都组织过一批专家谈武汉，但好像也没像上海人谈上海那样热起来。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在几次关于武汉文化的讨论会上，我注意到武汉的学者在谈及武汉文化时，也常常是批评的口吻居多。这当然无可厚非。比起上海，武汉人的文明素质似乎略逊一筹？武汉人性子急，说话嗓门大，办事风风火火，给人“涵养”不够的感觉（这也许源于当年开埠时打码头的遗风？或者来自古老峻急的楚风？）；武汉人说话好带“码子”，常常自称“老子”，以至于“湖北的老子”曾经声名远播；武汉人（当然是男人）在酷暑中习惯于光膀子，“打赤膊”（实在是因为武汉曾是有名的“火炉”）；武汉人边赶路边“过早”、吃相欠雅也成了有名的市景……只是，我觉得批判与嘲讽不应该代替对武汉文化复杂性、丰富性的切实研究。尤其是在武汉正攒着劲打造自己的现代形象、创造自己的文化品牌的当下。

　　事实上，我还注意到，武汉人对自己的城市其实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当年知青放逐农村，就自编过许多怀念武汉，渴望早日回到江城的歌曲；“五七干校”的“学员们”在农村刻苦劳动，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争取表现好了，早日回到武汉；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选择中，许多人就愿意留在大武汉，因为武汉的生活压力比起“北上广”还是小一些；有的去了“北上广”，还会常常怀念起武汉的热干面、豆皮和排骨藕汤；在城市改造的喧嚣声中，怀念老武汉的叹息声也时时可闻；我甚至注意到有几位作家虽然谈起武汉来常常不吝惜讥讽之词，可在他（她）们的小说中还是写出了武汉人的可爱之处的……为什么？看来武汉还是有武汉的独特魅力。这魅力何在？

　　武汉有武汉的地理优势：处九省通衢之地，交通四通八达，所以文化也具有包容性和驳杂性（饮食方面能包容了川味的麻辣、江浙的甜食、粤海的清淡；娱乐方面能包容了高雅的交响乐和通俗的说唱；高校中各路精英荟萃——武汉高校之众多，闻名全国；文学界雅俗共赏的名家辈出——武汉作家群已经成为文坛关注的一面旗帜；出版业则由《今古传奇》《知音》《特别关注》《幸福》《爱情婚姻家庭》等等名刊长期占领了全国大众文化消费的半壁河山）。虽然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方便，许多城市的文化也都呈现出了包容性和驳杂性，但武汉的包容性和驳杂性仍然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它似乎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具有包容世界（尤其是欧美）文化的大气，却自有浓郁的本土性、市民性。

　　武汉有武汉的历史根基：这里有古琴台的逸响，有黄鹤楼的传奇，有张之洞创下的“洋务”基业，有辛亥革命的传统，有大革命的许多遗迹（从“二七纪念碑”“八七会议会址”到“国民政府旧址”），还有毛泽东钟爱的“梅岭一号”（他为什么格外喜欢东湖？一个有待探索的谜）……这一切，似乎在冥冥中映证着“惟楚有才”的古训，显示着武汉的历史使命：武汉曾经有过那样的辉煌，也应该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武汉有武汉的城市精神：永远跃动着“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恢弘气势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乐天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是当代激烈竞争生活的必要调味品；武汉也永远以相对经济、实惠的生活条件吸引着周边县市的寻梦人，使他们能在热闹的都市里挤出自己的生活空间；武汉还永远洋溢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在规模的不断扩展中创造着惊人的建设奇迹。

　　武汉有武汉的未来追求：在经济起飞的速度不如沿海城市的条件下，努力谋划着开拓自己“中部崛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打出“山水园林城”“中国光谷”“车城”“汉派服装”“汉派小吃”（例如吉庆街小吃一条街、户部巷）、“汉味小说”（例如池莉的《生活秀》、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彭建新的《孕城》等）、“汉味小品”（例如《招聘》）、“汉味歌曲”（例如《汉阳门花园》）几张牌，在中西部的发展版图上抹上了自己的希望亮色。

　　如此说来，在谈多了武汉的不足以后，再实实在在地说说武汉的长处，对于增强武汉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许是很有必要的吧。一座城市的迅速崛起或复兴，是一定需要有广大市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为凝聚力的。深圳的崛起是如此。上海的复兴也是如此。（我甚至注意到上海人的文化讨论先于上海在经济上的再度起飞。）武汉要实现自己的腾飞梦想，恐怕也概莫能外。

　　二

　　关于“汉味文学”，除了文坛已经非常熟悉的池莉等作家以外，还有哪些有待展开的研究话题？

　　武汉是着名商埠。“货到汉口活”的说法曾经广为人知。早在80年代，吕运斌的“汉正街系列”、王仁昌（任常）的《风流巨贾》就为在汉正街上打拼的人们写出散发出浓浓的“汉味”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后来，何祚欢的系列小说《养命的儿子》、《失踪的儿子》表达了对于“小贩”创业艰难的理解，同时也写出了汉口市井生活的五味杂陈。何祚欢晚年致力于抢救老武汉商业记忆的《武汉城市记忆工程——武汉工商业家族口述史》一书则是武汉商界曾经辉煌的见证，是武汉非虚构记忆的力作。还有刘富道的《天下第一街》、《汉口徽商》对往事的回眸，还有裴高才、王凤霞的《无陂不成镇》一书，对黄陂手艺人“九佬十八匠”走向四方的介绍，也都是武汉非虚构文学的重要收获。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以引出“武汉的商业文化研究”的话题。“汉商”的名气虽然不如“徽商”、“晋商”、“浙商”，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不拘一格、把小生意做活、做大，辐射四面八方。

　　武汉是历史名城。这里是“洋务运动”的重镇。湖南作家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和湖北黄石作家胡燕怀的长篇历史小说“汉冶萍三部曲”（《大国烟云》《红顶尴尬》《烽火残阳》）都再现了张之洞在汉阳办实业的奋斗经历。而武汉作家的辛亥革命故事也很有特色——罗时汉的非虚构文学《城市英雄》和余启新的小说《胭脂巷轶事》、牛维佳的中篇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望见蓉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都写出了历史的错综复杂、云诡波谲，为武汉记忆增添了厚重的文学篇章。关于武汉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刘章仪描绘“二七大罢工”风云与相关历史人物的长篇小说《铁魂》、《枭雄吴佩孚》曾经引人注目。而关于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则有长期潜心研究现代史的张军的长篇纪实文学《血战大武汉》展开了气势恢弘的描绘。相比之下，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历史记忆，则似乎至今还没有相应的文学作品予以记录。这一空白亟待填补。

　　武汉的历史小说也相当可观：杨书案的《九月菊》《隋炀帝遗事》《李后主浮生记》以及“诸子系列”（《孔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都是当代历史小说的可观收获。其中，“诸子系列”影响远及海外。在当代百花齐放的长篇历史小说园地中，“诸子系列”不同于众多写帝王、名臣的名篇，而聚焦于古代思想家的生活与个性，独具风采。此外，刘保昌的《楚武王》、尔容（望见蓉）的《伍子胥》在描绘楚国历史烟云方面也作出了可喜的探讨。

　　武汉的女作家群阵容强大：其中有缅怀老武汉往事的胡榴明（如长篇散文《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三镇风情·武汉百年建筑经典》）、记录家庭坎坷往事的艾晓明（如长篇纪实《血统》）、喜欢讲述老武汉女性故事的姜燕鸣（如小说《汉口之春》），有善于写新武汉人的谢络绎（如她的长篇小说《卡奴》），还有以独身远行采访着称、着述丰富的范春歌（如《单车西行散记》《独守苍茫》《天歌难再》《远方最美》《被遗忘的航行》《蓝色非洲》《儿行千里——沿着长江上高原》）……其中，范春歌、胡榴明、艾晓明的写作都以非虚构见长，已经形成了“武汉女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的研究阵容。

　　武汉有八十多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达一百三十多万人，规模惊人。有高校就有文学。武汉的高校文学社团如繁花似锦、新竹簇簇，经常开展的各种文学活动培育出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如李传锋、刘益善、董宏猷、罗维扬、汪洋、王家新、林白、邱华栋、黄晓阳、张生、晓苏、张执浩、剑男、叶大春、阿毛、李修文等等。“武大作家群”、“华师大作家群”、“湖大作家群”具有怎样的文学特色？他们笔下的珞珈山、东湖、桂子山写出了怎样的文学新意？值得研究。至少在我看来，武汉高校的湖光山色、樱花城堡与桂魄诗意是很有特别的诗情画意，在那些校园文学作品中，少有晦涩的压抑，而饶有清新气息和人间烟火气的。

　　武汉的儿童文学也拥有相当强大的阵容：杨书案、董宏猷、韩辉光、童喜喜、黄春华、李榕、舒辉波、伍剑……都写出了很有影响、广受少年儿童读者欢迎的文学佳作。这也是武汉文学的一大看点。

　　还有，据《武汉晚报》2017年1月16日报道：“2016年福布斯原创文学风云榜单揭晓，武汉泛娱信息、武汉唯道科技两家公司旗下三位作家闯入前十榜单，三部作品撬动7000万市值。”其中，“作家耳根……凭新作《》再度摘星，位居第三位；萧鼎的新作《天影》位列总榜第四；方想作品《五行天》位列总榜第七。此外，鹅是老五作品《不朽凡人》和萧潜作品《超凡传》分别入围仙侠榜单第五和玄幻类榜单第十五。”（《厉害了！武汉3名网络作家闯入福布斯榜前十！》）尽管上文提到的作家都不是武汉人，但武汉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平台，就值得研究。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广大网民的精神家园。那里的“武侠热”、“仙侠热”、“穿越热”、“盗墓热”、“科幻热”、“耽美热”……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不仅对传统文学造成了猛烈冲击，也创造出新的文学景观。那么，武汉的网络文学成就如何？在全国的网络文学格局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也都值得研究。早就有人预言文学的消亡，可网络文学的崛起却显示了文学的新生。

　　由此可见，武汉的文学研究还有许多亟待开展研究的话题。

　　此外，武汉文学存在哪些问题，也亟待深入研讨。尤其是在当前文学创作“轰动效应”难以再现的氛围中，在许多作家焦虑情绪越来越重的情势下，如何创造新的辉煌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三

　　作为一个武汉人，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城市的怀抱中度过的。无论是小时候在汉口胜利街一带度过的宁静童年，还是下乡后在梦中飞回这座城市，或者是求学年代重返武汉，在武昌的大学校园里安下自己的家，甚至是在出国访学的时间里回答外国友人的询问时向他们介绍武汉，“武汉”这个名词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了一体。我喜欢故地重游。我曾经带着实习的学生在秋天的晚上逛江汉路一带，一直走到我曾经呆过的瑞祥路“医工幼儿园”门口；我也曾经带着妻子女儿在黄陂路（原黎黄陂路）“三合里”（现已改名“黄陂二里”）和胜利街上的“同兴里”一带流连，跟她们讲我儿时的有趣记忆。多少次去汉口开会，我也会有意绕道胜利街一带，只为的是能看一眼过去生活过的地方，体会“追忆逝水流年”的怀旧温馨。那是一种心灵跨越了时空的美好体验。虽然我偶尔也会想起特殊年代中排长队凭票买节日物资、排长队等待理发、洗澡的困窘以及旁观武斗的恐怖，想起因为母亲去“五七干校”“锻炼”时的伤感，但更多的，还是对在那之前的宁静日子和期间那些欢呼“最新指示”发表的狂欢时刻的怀想……那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一切也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是的，那是我一个人的武汉，是在我的生命中打上了深深烙印的武汉。我相信，我在成为一名文学研究者以后一直对研究武汉文化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并且写下了一些关于武汉文化以及“汉味文学”的文字，是与我的这一份武汉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我会继续关注这座城市的发展，继续为研究武汉文化和文学尽绵薄之力。

　　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武汉学者为研究武汉文化，宣传武汉文化精神，为让武汉文化在全国都市文化格局中占有更引人注目的位置而贡献自己的智慧。我知道，已经有一批学者在这方面付出了筚路蓝缕的劳动，取得了初期的成果。但与北京学者在“京派”文化和上海学者在“海派”文化上的洋洋大观的研究成果相比，显然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应该说，这样的差距也为后来人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有待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