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赵作海诞生了

文 仝守方

 

在我们的公安机关的精心策划与导演下，在公安、检察、法院的通力合作下，在新疆的博乐，又一个赵作海诞生了。对这位少年赵作海的诞生过程，新锐媒体《新京报》做了详细的采访与报道。

因与疑犯同名，2008年9月，新疆博乐15岁少年王企（化名）被当地警察刑拘。两个月后，他被判处两年徒刑。2009年4月，市法院做出再审判决，王企无罪获释，此时已被羁押212天。起初，王企曾告诉警察自己冤枉。然而，警察的“审讯”让他不敢再说实话。近7个月的羁押，给王企留下了什么？昨日，刚打完吊针回来的王企告诉记者，他现在一想到这些就头痛，也不想再继续读书。下面是记者与王企的对话。

他们打着我承认

新京报：听说被错抓后，你一直头疼。

王企：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头一直疼。白天一想事情，头就跟针扎的一样。

新京报：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吗？

王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急的。

那天，我在网吧上网，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就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是不是叫王企。他们不问别的，就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走了。

新京报：当时没有问为什么抓你？没有喊吗？

王企：我问了，他们就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然后，直接把我带上车，带到派出所。关了一下午，又把我接到公安局，当晚送到看守所。也不给我讲为啥。问他们，他们也不说。

第四天，提审我的时候，我问咋回事儿，（他们）也不讲，直接就一句话：你犯什么事儿进来了？你抢劫了吧？

新京报：直到第四天，才告诉你因为抢劫？

王企：对。

新京报：可是你没抢劫。

王企：对啊。我说了，他们都不信。（他们）打着（我）承认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挨的打？

王企：就是讯问我的时候。（他们）打我的肚子、脖子、脸，下巴也有。用拳头、巴掌，还用膝盖顶我。

新京报：为什么打你？

王企：我说我没有抢劫，他们不相信，就打我说：你赶紧承认。当时我哭了，我说我没有，真没有。他们说：你哭啥？本来就是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他们还有另一个王企。可是，那天我说啥，他们都不相信，就像跟我有仇似的，就说是我。

新京报：可是口供显示，随后你还是认了罪。

王企：那时候我才15岁，（警察）给我说：你赶紧说，说完了，就放你回家。（他们）还给我读了那个主犯的口供，我就跟着胡说一通。

看守所里说冤枉，遭到同伴嘲笑

新京报：被打认罪前，一直没见到父母？

王企：我在看守所时才见他们（父母）。当时有很多看管，我想说（我被冤枉），但是到嘴边也不敢说。当时我爸就给我说，在里面要好好的，就像当兵一样，我就哭了。

新京报：从看守所到庭审，你也没有反映冤情？

王企：我们未成年人关在一块，我给他们也说过（我是冤枉的），他们不信。他们笑说：如果你没有犯事儿，怎么会呆在这里？我还跟他们吵架。

新京报：你难受吗？

王企：难受。每次都一个人躲在墙角哭。

新京报：开庭前那段时间，你没有向看守所管理人员申冤吗？

王企：在那里说，根本没用。

新京报：说过吗？

王企：我只跟关在一起的（未成年人）说过，再没有跟别人说过。

新京报：为什么不和管教说？

王企：不敢说。

新京报：为什么？

王企：我前面已经被打得认罪，那种情形你想象不到的。我啥也不懂，那时才15岁，被打怕了。所以没敢再说。

新京报：判决时，律师为你做了有罪辩护。法庭上，你也没有说你无罪，为什么？

王企：那时在检察院，因为根本没有（抢劫），我就（与口供）说反了，检察院办案的人说：你跟我好好说，你现在说的就又（和口供）不一致，不然，我还让公安局来收拾你。（他）说了这个，又把笔录给我读了。

新京报：因为这个，法庭上也不敢说？

王企：特别害怕，不敢说，害怕有人打我。我心里就是怕他们。离开派出所，我一到那边就说了。

新京报：那边是哪儿？

王企：判完刑，被送到少管所当天，我就给队长说了（我被冤枉）。他们还是有点不信。抢劫的主犯也在那儿，第二天他就跟管教反映了，管教通知我爸妈，爸妈和律师来看了我好多次。此后，我被宣布无罪。

戴着脚镣手铐低着头“现身说法”

新京报：判刑后，你还被叫去“现身说法”？

王企：当时判完了，人还在看守所，管教让我去三个学校演讲，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去。我也不敢跟管教犟。当时，我出了门，直接把手铐和脚镣戴上。“现身说法”的稿子是管教给我的，就把名字改成我的了。从下午四点出去一直到回来，我都戴着（手铐脚镣），还有摄影拍照片，我心里特别难受。

新京报：台下坐的人多吗？

王企：好多人，都是学生和老师。

新京报：没有抢劫，能读出来吗？

王企：我真不想读。没办法，读着就哭，结巴着读。特别难受。

新京报：下面的学生什么反应？

王企：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们。戴着脚镣手铐，读完了，走路我都低着头。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叹气）

新京报：这事让你不想再上学？

王企：我不想让他们（学生）误会我。我演讲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上新闻。可是现在，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呢？

新京报：近7个月的羁押，让你改变很多？

王企：我感觉就跟完了一样，以前心情特别好，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下子进去了，跟做梦一样。

新京报：现在身体怎么样？

王企：比以前差多了。以前我全身有劲儿，十几年很少病。现在身子虚虚的，头也疼。住了三次院。心情也不好了。

新京报：有他们打人的证据吗？

王企：当时下巴肿得好高，在里面一个月才好的。可待了那么长时间哪还有伤？哪有证据？不过，我现在脖子还是不舒服，跟抽筋一样。

想让他们在我现身说法的地方道歉

新京报：你恨他们吗？

王企：恨，说心里话，真恨。但是恨的是冤枉我的（警察）。最恨打我的。

新京报：他们道歉了吗？

王企：到现在没有（声音变大）。

新京报：你打算怎么办？

王企：我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完。我现在天天心里面想这事儿，但是一想头就疼，一想头就疼。他们也不给我办，一拖就是几个月。从我出来到现在，拖了快两年了。

新京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王企：我那时（现身说法）去演讲了，现在他们要给我恢复名誉。

新京报：怎么恢复？

王企：怎么说呢，我认为，好多人一定认为是我干过那事儿。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我想让那些人（打人警察）道歉。他们再去学校，到我当初演讲的地方，公开道歉。

新京报：假如他们道歉了，你以后怎么打算？

王企：我现在（停顿），不想想（这些）。

新京报：还想上学吗？

王企：不想上。那个事儿之后，已经一年半了，再上能跟得上吗？真的跟不上了。

新京报：再从初二开始，你愿意吗？

王企：不愿意，毕竟十八岁了。而且，学校都知道我演讲（现身说法）的事情，都见过我。

看了这由当地公安机关精心导演的一幕，各位朋友有何感想？一个十五岁的花季少年的青春、前途在野蛮警察拳打脚踢，甚至警械相加下给彻底摧毁了；一个十五岁花季少年脸上本应有的天真烂漫的笑容被他们彻底抹杀掉了；一个十五岁花季少年上学读书、获取知识的权利被他们无情地剥夺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警察”、“人民法官”、“人民检察官”的所为。

王企被羁押期间，曾被迫戴镣铐到学校现身说法，看守所管教交给王企一封忏悔信让他在同学面前念。“我从小偷窃……”念着信里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王企难受得嚎啕大哭起来，这个表现却被民警解释成“发自内心的悔过”。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被鉴定为七级伤残。王企在被宣判无罪后要求恢复名誉，以正视听却遭到无情拒绝。由自己亲手炮制的冤案，为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我们的执法机关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肯说，是何等的傲慢与冷血！王企要是你们的孩子或者兄弟，你们会作何感想!

利用毒打、诱导、哄骗的手法来获取一个十五岁未成年人的虚假口供，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警察”的所为，实在是荒唐之极，实在是令人愤懑。

检察官、法官就依据这些采取卑劣手段获取的口供就进行立案，就判处王企有罪，实在是愚蠢之至。

在这些司法人员的面前，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是多么的苍白。他们对人权是何等的蔑视，花季少年的前途与命运就像他们手中的一块面团，爱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这些人的道义与良知彻底的泯灭了，他们根本就不配人民警察、人民法官、人民检察官的称号。只要司法人员的素质不提高，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养，公正司法就是一句空话。这些年我们很重视立法，法律法规立了不少。可是由于司法人员素养的参差不齐，致使很多法律法规在很多地方成了纸上的东西。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王子发案、躲猫猫案，加上今天的王企案……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折射出司法人员职业素养的极端低下与职业道德的败坏。因此，今后我们的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上来。我们选拔领导干部讲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择司法人员更应如此，要“德”字当头。要将缺乏职业道德的司法人员坚决清除出去。强烈建议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重典严惩那些违法办案、草率办案的不负责任的人员。

所有的探讨都可以归结到“以人为本”的话题之下。赵作海案、王子发案、王企案……从公安局、检察院到法院，在这三个生死攸关的环节链中，任何一位执掌权力的人，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本能，认真关心一下同类的命运。这样的悲剧本来都可以避免。一个“人”字，一瞥一捺看似简单，却重于泰山。操控法律者，无论你功夫如何深厚，都当以善为先。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现代法律本质上都是向善的。不具备这个意识，就不配站在司法岗位上。

但愿王企那颗千疮百孔的心能够尽快得到平复，但愿中国的冤案越来越少，但愿我们的执法人员像正常人一样，具有职业操守，坚守良心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