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通过语言文字，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艺术。

人，以生存生活方式分，以民族分，以国家地区分，以思维意识分，。

客观世界，以生产力及发展阶段与人的互作用分，以社会制度及其阶段与人的变化、制约分，以人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形成分。

归结而言，人的心灵世界的文学艺术活动，就是人在客观世界物质的精神的历史阶段中的各种表现。

而这种种表现，尤其是精神文化活动，有时似乎脱离具体阶段历史时间和状态而表现。其实它们正是特定历史阶段主导下的表现。

如种种图腾崇拜之于各民族原始社会。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三大宗教创建、改革、发展于人类奴隶、封建、当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变化于共和国不同生产力，社会物质、精神贫富阶段。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两大不同文学观。即主张功利性、政治性的工具论文学观，和主张非功利非政治文学观。

这两种观点及文学现象，其实都是自有自觉的，有文字表达的文学以来，至今仍有存在和影响的文学现象及观点。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各有偏重而共存。

抗战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反映大声疾呼抗战和抗战思想行为的所谓功利的文学，毫无疑问就站到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必然毋庸争议是纯粹代表文学。代表民族血性，国人血性。

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参与到抗战的纯粹文学中去。一些人由于所处环境、职业、个人天性、文学素养背景等等，仍然偏爱那种所谓非功利性文学，仍然埋头自己的自然、人生、爱情、邻里人群等等的文学。这在抗战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虽然也是人的文学，但显然只能是不反映时代代表性矛盾和民族的最高要求的，非主流、从属文学，不纯粹的文学。

一部《围城》，反映了一种文人人群的相互关系，表现了城里的人想出城，城外人想进城这种或者的哲学关系，或者的禅之感悟境界。尽管它当然也是人的文学，但其产生背景、所写内容，必然不为抗战时代主流纯粹文学欣赏、认同。不是抗战时国之文学代表。只能在当时影响特定文化文学人群。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环境也会变化。那种不合民族抗战时宜的作品，也许会受变化了的环境欢迎。比如动笔于1944年的《围城》，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又在1947年才出版，自然是受到了和平环境里一些知识分子欢迎。但仍然不能说明创作当时，合拍抗战主流纯文学。

可见，以历史阶段及发展线索为主导，才是认识、批评多元文学的基础，才是不断重新发现过去、现在的文学、批评基础。

历史之意，本是社会过程变化、流动之意。

世界历史至今，战争从没消亡。但我国现在近七十年无内外战争（边界摩擦除外）。同时经济高速发展，国人生活换挡式提高，文化水平走向大学程度普及，人的精神追求迅速多元化。人的文学，无论形式、内容、表现自然都发生了很大的多元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不停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科学技术引发思维、认识的变化，人对生存环境要求的变化，生存环境引发的人类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爱情、和平与战争，和平与发展这些新老永恒文学主题的变化，等等。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进入了新时期。面对新变化、新现象、新发展，文学自然会出现新的多元化的文学表现，相应的也会出现多元的文学批评。

我在我的《时代意识是文学批评和创新的基础》一文中，以历史思想环境，分析到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创作观念。其实，在历史环境主导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格文学批评也是理解孙翁人文特色和作品的一种钥匙。孙翁的天性太倔。他不能接受历史条件下必然的科试搜身，接近当代不能接受乘坐飞机的正常安检，和类似的必要检查的行为，都是一种人格极端。人格批评可以认识这种人格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死于病痛折磨自杀，并非诗歌殉道者的“海子”。因病和疼痛折磨，诗作中表达了对生命、生存的特殊体验。现在，更有诗人因病和特殊体验而进入内心修炼的禅界。他们给人们提供了又一种文学精神分析批评。

随着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安定富足，文学传统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爱情、和平与战争，和平与发展等永恒题材，将再次成为文学最关注的内容。也同时会拓展和更加丰富包括个人和群体相互关系的心灵与精神的题材。

应该说，有多少种文学现象，就应该有多少种文学批评。这种种文学现象和种种批评都是人的历史阶段种种活动的演绎、派生。

而批评，则是站在种种现象的人文背景，背景的历史阶段，主导展开多元的文学批评。

当然，当代中外文学现象和批评的种类很多，如上文提到的人格分析、精神分析、内心禅炼。以及语言文字、美学、价值，比较文学批评等等。

由于出版、介绍的原因，我国文学爱好者，恐怕包括文学界、文学院，对现当代外国文学知之不多。应该还处在很落后状况。而且现有的，中国自身和世界历史的、现当代的文学知识老化，应是普遍的，比较严重的。

本文参阅了搜狗搜索：《现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历史》《禅》等概念，和《沈从文》、《海子》等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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