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兰州某报社摄影记者任世琛发现，2010年“人与水”国际摄影大赛获得特等奖、名为“千里寻水”的摄影作品内容与自己所摄的完全一致，但是构图方向却截然相反，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被剽窃后修改了。这幅作品是任世琛10年来拍摄的《旱区的孩子》中的一幅。(《扬子晚报》7月19日)

　　如果不是这位原创者的“偶然”发现，说不定这张《旱区的孩子》中的一幅照片，也就这样被剽窃者拿来获了国际摄影大奖，并获得了不菲的名利。人们在庆幸剽窃者被发现，作品获奖名目被取消的同时，也不能对类似的“剽窃事件”所曝露出来的“漏洞”而深表忧虑。

　　一张摄影作品，也仅仅是用电脑“翻转”了一下角度，就轻轻松松骗过了众多评委和组织方，不能不曝露出类似的组织者对基本专业知识的匮乏和技术水准的低下。如果不是举报，问题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是不是足以说明相关组织者的“识假能力”存在问题呢？况且，这张被剽窃的获奖照片，早已在在国际国内多次获奖，再以“没有见过”来搪塞责任也是说不过去的。

　　此次剽窃照片获奖一事如此，今年年初中国摄影界的另一桩丑闻－－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桑玉柱剽窃冒用他人作品，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同样不是大赛组织方自我甄别出来的，而是缘于已退休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许林在其博客中的披露。由此可见，在日益发达的电脑合成技术和照片PS技术面前，摄影家协会也好还是组织相关摄影比赛的各个组织方，基本上在类似的“剽窃”或合成作品面前“溃不成军”。这恰恰是造成“剽窃”现象高发多产的漏洞之一。

　　其二，近年来类似“剽窃”事件多发的根源还在于，惩戒机制上的严重乏力。2007年,在中国摄协主办的湖南壶瓶山、夹山、崀山风光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中,主办方一次取消了54件入选作品的资格,涉及的作品稿酬总额高达30余万元。面对造假、剽窃者的“处罚”，仅仅是取消资格，拒发或追回稿酬或奖金，仅此而已。在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桑玉柱“金像奖”丑闻之后，也不过是免去了桑玉柱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职务，与其财产、名誉基本毫发无伤，更遑论为此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违法成本过低，必然是对剽窃者肆意剽窃的姑息或“纵容”。发现的概率如此之低，而“剽窃成功”后的收益是如此之高，怪不得“造假”和“剽窃”在一些行业领域日益成风！

　　第三个“漏洞”，反映出行业或协会“自律”功能的弱化。据有关人员称，类似的摄影家协会浮躁成风，圈内人士评价称：“摄影界畸形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家见了面，不是交流业务，不是谈观念、谈技术，而是开口便问：‘你什么相机？’不比水平，比器材！这就好比文字工作者见了面，只关心对方用什么笔，这正常吗？”功利之心蔓延，学术和清风正气必然沦陷，而做为有着“自律”和“自净”功能的相关协会，也不排除“收钱入会”、攀比巴结、沽名钓誉等不良习气。这种风气正是助长滋生“学术不良者”和剽窃者的“土壤”。

（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