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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天有
　　在高山村待的日子越久，越会被它厚重的历史文化所吸引。实话说，在大同市的众多古村落中，很少有哪一个村能与高山村的历史文化相比。
　　高山村的历史是连续的、叠加的。不用说历史传说、再发现等等，单就现有的历史遗存来说，就会让历史学者为之着迷的。它有位于村西孟家湾的高山新石器遗址，有位于村北的开凿于北魏时期的焦山石窟寺，有同样位于焦山的辽代行宫遗迹，有建于明代的高山城和烽火台，有同样建于明代的焦山塔，还有至迟修筑于清代的至今保存完好的古石桥，甚至还有明清时期的古煤窑井筒，等等。
一
　　有资料记载，孟家湾高山新石器遗址，最初发现于1950年，是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星学先生于是年5月发现的。同年7月下旬，文化部雁北文物勘查团裴文中、陈梦家先生等至此复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1977年9月和1983年3月，曾作进一步的调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是在高山村发现的人类史前文明遗址。
　　除孟家湾新石器遗址外，高山村现存的最早的历史遗址是焦山石窟寺遗址。
　　焦山石窟寺开凿于北魏，这一点已为史家所认同。但具体开凿于北魏什么年代，在论断上尚有争论。有持北魏早期的观点，也有认为属北魏晚期。笔者倾向于前者。
　　《魏书〈释老志〉》中，关于北魏时期在大同建造的佛教场所有多处，其中与山有关的记载有三处。在这三处中，有两处记载，地理位置十分明确，一为现云冈的昙曜五窟，一为现小石子村西山口的鹿野苑石窟。
　　但最初记载的一处，现在来看，地理位置不明确。其内容是：“天兴元年（398），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 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
　　天兴元年，正是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的第一年。从记载来看，这一年始，共建三处佛教场所或建筑，一是五级浮图，一是耆阇崛山，一是须弥山殿。其中，五级浮图应是五级佛塔，而耆阇崛山与须弥山原指佛教中的两座圣山，都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有的地方依山建佛寺，将山寺同样尊称为耆阇崛山或须弥山。当时建的五级佛塔与耆阇崛山所在何处，尚待考证。而须弥山殿，据我市历史学者赵一德先生的推断，就是今天的焦山石窟寺。如果先生的推断正确的话，那么焦山石窟寺就是大同最早的石窟寺了，也是北魏最早开凿的石窟寺了。
　　也有的观点认为，从焦山现存的石窟及造像的风格看，与云岗石窟晚期雕刻相似。其实，我们从现有遗存的洞窟及造像来看，焦山石窟的造像比云冈石窟的造像，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相差甚远。焦山石窟的造像，粗糙、简陋。而云冈石窟的造像，无论大小，都非常精致，人物逼真，造型完美。即便晚期的造像，也很少有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一点，只能说明，北魏早期开凿的石窟，其工匠技艺很难与云冈石窟时期相比。
　　还有一个特点很值得推敲，那就是焦山石窟中很多石窟只有洞窟，而无佛教造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种情况，恐怕与太武帝灭佛有关了。北魏时期，经历了信佛、灭佛和崇佛三次曲折。最初的信佛始于道武帝拓跋珪(386-409在位)。灭佛是在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的太平真君七年（446）。再次信仰佛教，并使之发扬光大，是拓跋焘的长孙文成帝拓拔濬(452-465在位)继位之后。著名的昙曜五窟，就是在文成帝期间开凿的。文成帝期间和之后，佛教在北魏大受推崇，达到了几乎是全民崇信的程度。
　　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在平叛陕西黄陵胡人盖吴的叛乱时，在长安一寺院发现私藏兵器与财物，怀疑寺院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随后，又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做为北魏早期的寺院，焦山寺肯定难逃这一劫难。灭佛期间，除了僧尼被禁甚至被杀外，还对佛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损毁，许多佛窟的造像被凿除。这应该就是焦山寺的许多石窟无造像的缘故吧。
　　除了《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外，北魏后期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焦山寺同样有记载。《水经注》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这里的“石祗洹舍”是指僧尼修行所在。可见，到了北魏后期，焦山寺又重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并成为比丘尼修行的寺院。
　　如果北魏时期的焦山石窟就是《魏书》中所记载的须弥山殿的话，那么，当时的焦山名称可能为须弥山，须弥山又有妙高山之称，民间也可能将它称为妙高山。久而久之，妙字被逐渐省略掉，只称做高山了。或许，这就是高山村村名的来历吧。
二
　　历史上的焦山寺，不仅只是做为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曾经有过一个更重要的用场，就是做过辽代的行宫。
　　《辽史》记载：“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于行在。”
　　这一段记载了辽景宗在祥古山狩猎，因身体不适而住到焦山行宫，并驾崩于焦山行宫的史实。其中，所提到的祥古山在辽代的归化州(今宣化一带)。从宣化到大同大约四百余里，途经七个驿站。每个驿站行程为一天，那就是七天。从甲辰日到任子日是九天，除去甲辰和任子这两天，中间行程恰好是七天。也就是说，景宗帝在祥古山狩猎时，感觉身体不适，就往焦山行宫赶，赶到后不久就驾崩了。这一事件发生于辽乾亨四年(982)九月。
　　辽天显十一年（936），石敬瑭为取得辽国的支持，割幽云十六州给辽国，十二年（937）春，辽人奉命接收云州，却遭到后唐云州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命，后来，辽帝亲征，“至城下谕之，峦降。”最后，吴峦被“鬼箭（乱箭）”射杀。从天显十二年（937）到辽景宗驾崩的辽乾亨四年（982），辽国已经据有云州45年。由此，可以确定焦山行宫就是在这期间建筑的。
　　做为行宫，在历经千年的损毁，其宫殿早已找不到痕迹了。但笔者经过多日查找，还是寻找到了宫墙的遗迹。
　　宫墙遗迹分东西两部分，东部宫墙遗迹有两段，一段在焦山寺围墙内东面的山梁上，是由石头磊砌而成。长度约有十多米，宽约三米多，墙体最高处约五到六米，呈弧形向寺内弯曲。由于年代久远，外层部分石头已经严重风化，并氧化成黄褐色。一段在现焦山寺山门南面，由黄土夯筑而成，粗看像一个土墩，实际上是与山上的墙体是一体的。西部宫墙的遗迹在现焦山寺的围墙外，看上去像一条山脊，不仔细看的话，很难看出墙体的痕迹来。
　　在焦山行宫，除了景宗帝在此驾崩外，还有两件事更为重要。一件是辽圣宗在此继位登基，完成了皇权更替；一件是景宗的皇后，即圣宗的母亲肖绰被遗诏摄政。“癸丑，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皇后奉遗诏摄政，诏谕诸道。”一代女后肖绰萧太后，从此走上她的人生巅峰。她推动辽朝度过“中衰”，实现中兴，达到鼎盛。迫使宋朝订立“澶渊之盟”。
　　焦山这一名称，恐怕就源于辽代。
　　在民间，焦山寺还有另一个称乎，叫焦赞寺。同时，有一个民间故事，说出了焦赞寺的来历。大意说的是为了盗取死于北地的杨继业尸骨，孟良误杀焦赞。杨六郎得知后，痛不欲生，在焦山寺为焦赞建寺朔像。后来，人们也就称该寺为焦赞寺了。
　　辽统和四年(986)三月，北宋三路北伐，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地。其中，以潘美、杨继业为西路，率大军出雁门道，辽军节节败退。四月，宋军收复云州。七月，战局逆转，杨继业在陈家谷落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闻杨继业死讯，云、应、寰、朔守将纷纷弃城而逃，辽军收复雁门以北。
　　宋军占领云州期间，做为杨继业的手下将领的焦赞，收复并占领焦山行宫，是可能的。但盗尸骨发生误伤，恐怕为穿凿之说。
　　如果说为焦赞建寺朔像，也是有可能的，但那要等到明代，而不会是辽宋时期。
　　从辽天显十二年(936)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到明洪武元年(1368)，这四百多年期间，大同先是为契丹、后是为女真、再后来是为蒙古人所统治。这四百年来，绝对不会有人为焦赞建寺朔像的。明朝建国后，大力推崇汉民族英雄，以激励士气。宋朝的文天祥，在明代就大受崇拜。所以，明代为焦赞建寺朔像也是极有可能的。由此，可否推测，焦山寺从明代以后，被民间称为焦赞寺了呢？
　　据《大同市志》记载，明代对焦山寺进行了修筑，以明万历年间规模最大。现存的洞券式建筑，就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修。另外，焦山顶部的砖塔专家认为属明清风格，或者同样为明代建筑。
三
　　高山最大的历史遗存恐怕就数曾经被称作高山城的明代城堡了。在明代，高山城堡至少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筑。
　　高山堡最早筑于明天顺年间。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顺二年（1458）建筑。周围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本城天顺六年（1462）建置，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万历十年包砖。周四里三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明实录》记载的修筑时间是天顺五年（1461）。《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五年春正月己未，筑大同聚落、高山二站城。从巡抚右副都御史王宇言也。”这个时间，也或许是高山堡落成的时间。
　　初建时为兵站，主要接待往来边关的将士。大同成为蒙古使者对朝廷进贡的贡道后，高山站还承担起了接待蒙古往来使者的任务。
　　《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四月，“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奏：‘孛来使臣五百余人还至高山站，杀伤护送官军百人，执都督马政子鉴捶之，尽掠其马匹兵甲而去，鉴同指挥哈铭等逃还。’”这段话讲的是：蒙古孛来(孛来为蒙古一部)使臣五百余人，在进贡完毕回来的路上住高山站，杀伤互送官军百余人，并将都督马政之子马鉴抓获拷打，还抢了站内的马匹、兵甲而逃走。马鉴和指挥哈銘逃回。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嫌招待不周。
　　可见，在未筑堡以前，高山就已经是兵站和接待蒙古使臣的站点了。
　　嘉靖初年，蒙古部落已经住牧河套和宣大边外，先是蒙古小王子，后是蒙古吉曩、俺达等不断侵扰大同。因此，嘉靖二年（1523）九月，巡抚大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张文锦提议修筑高山、聚落二城堡，并加派兵马。但由于嘉靖三年（1524）发生兵变，张文锦被兵变军士所杀，工程停了下来。嘉靖十年二月，直隶巡按御史李宗枢再提修筑之事，兵部答应勘察。结果，嘉靖十二年（1533），大同再次发生兵变，修堡就没有进行。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兵变平息之后，才进行修筑。
　　此次修筑，为避武州川水的侵袭，将城向南做了移动，同时扩大了城堡的规模。此后，高山堡被称作高山城，并在此增设高山守御千户所，与大同城东的聚落堡一起，被称为大同府的左右两翼。
　　明隆庆五年（1571），蒙古首领俺达封贡。蒙古部族停止扰边，大同战事停息。万历二年（1574），大同巡抚王崇古奏请用五年时间修筑大同沿边墙垣(长城)。万历七年（1579），宣大总督吴兑又奏请，修筑大同镇屯堡敌台。这样从万历初，大同镇就开始对长城、屯堡进行大规模的修筑。高山城就是在这期间抱砖的。
四
　　高山村尚有一件遗迹，很少为人所知，它是一座至今尚属完整的古代石桥。石桥位于高山古城堡西门外五十米左右。桥面上留有深深的车辙。在高山村委会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块同样堪称宝物的石碑。据说，石碑原先的位置就在石桥旁，后来被人推倒损毁，弃置于距离石桥不远的地方。虽然，石碑已经严重损毁，字迹漫漶，难以辨识。但依据碑上依稀可辩的字迹推断，这块碑就是关于石桥建筑时，募化钱财的功德碑。从石碑的字迹辨识推断，这座石桥名怀德桥，筑于清雍正（1723-1735在位）年代。是由当时香火旺盛的高山镇边寺（南寺）的住持和尚主持募化修筑的。由此，可以推测，高山城的西门是否称做“怀德门”呢？
　　除以上遗迹外，在焦山寺的西面，笔者还见到了清代开凿的小煤窑的井筒。井筒纯粹是由石匠手工开凿的，井口呈梯形。为斜井，倾斜角度约四十五度左右。是我们研究清代煤炭开采的最好实物遗存。
　　历史对高山是眷顾的，一路走来为高山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构成了高山厚重的历史文化。这些遗迹对我们研究高山村的历史乃至于大同的历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加以保护。而由这些遗迹构成的历史文化，对于今天我们发掘和打造北魏、边塞和长城旅游文化集群，更是极其宝贵的历史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