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南郊区历代遗存石刻述略

                      吴天有

历史石刻是大同市南郊区的一大历史文化宝库，境内不仅有云冈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鹿野苑石窟等石雕佛教艺术造像群，还有众多的文字类石刻遗存。这里主要谈谈南郊区文字类石刻的遗存情况。

广义地讲，所有以石头为介质的石刻，都称作石刻，如岩画、石雕、刻字等。文字类石刻为狭义的石刻，主要是指摩崖题刻、造像题记、碑碣和墓志等。摩崖题刻就是在石头崖壁上直接刻字。南郊区现存的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云冈峪观音堂西佛字湾的“佛”字，据传为清康熙帝手书。另在云冈石窟第二窟与第三窟窟间亦有“碧霞囗”、“云深处”、“山水囗清囗”三方摩崖石刻，关于这三方石刻，张焯先生推断为金元之际的石刻，为全真教道士所为，也有学者推断为明代石刻。此外，在云冈石窟第一窟东外崖壁，有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巡按宣大监察御史朱廷翰的草书题诗，在第二窟西崖壁也有一处题诗，同样为草书，刻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疑为与朱廷翰题诗的唱和之作，作者无考。

造像题记是佛教雕刻造像落成后记载发愿人及捐赠的题记。南郊区现存最早的造像题记，当属云冈石窟第十一窟洞壁上的《太和七年造像题记》（公元483年），应是大同留存下来较早的魏碑体。此外，据张焯先生撰《云冈石窟编年史》载，在第十七窟、第三十八窟、第二十七窟、第十九窟等处，同样有与《太和七年造像题记》相类似的题记，均为北魏造像题记。但多数字迹已漶灭，难以辨识。

 历代碑碣中，与《太和七年造像题记》同样重要的是《比丘尼昙媚造像记》，为北魏景明四年（503年）作品，现存于云冈石窟研究院。其书法宽博雄浑，是魏碑中的佳品。《昙媚碑》虽然也是造像题记，但不是直接刻立于造像崖壁上，而是当初先刻在一块细砂岩石上，再镶嵌于造像崖壁上的。除《昙媚碑》外，南郊区存世的较早碑刻，是辽开泰五年（1016年）的《大同军云中县北刘庄刘延贞地莂》碑，该碑开列了“摄南五府教练”之孙刘延贞等的13段地产和庄产以及一个买地合同。是一通难得的辽代大同农村产权碑刻。另在观音堂，还有两块辽代石刻门匾，一快为《潮音》，一块为《洛伽》，分别镶嵌于两处券洞的门额上。

南郊区遗存的地上碑刻主要为明清碑刻。明代石碑中，以位于曹夫楼村西的真武庙（民间称曹夫庙）遗址中的《玄帝庙记》时间最早。该碑刻立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为代王朱桂所立。汉白玉石质，螭首龟座，碑身高达 2.58米。这样的石碑，虽不能称为丰碑巨制，但如此高大的石碑，在大同实属罕见。且字体隽秀 ，是明代石刻中的佳作。在真武庙遗址，还有两通石碑，同样为明代作品，一通刻立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一通刻立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南郊区现存明代碑刻中，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还有：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重修云冈堡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云中城西十五里观音古刹碑记》等碑，以及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游石佛寺》、《礼观音堂》、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游玉龙洞》等碣。

清代碑刻在南郊区存世较多，主要集中于云冈石窟、观音堂、口泉华严寺、寺儿村龙王庙等处。现存较早的清代石碑为立于云冈石窟的《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该碑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刻立，碑文由“钦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养量撰，是云冈石窟五、六窟前的楼阁重建后的铭文。该楼阁也是云冈石窟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楼阁建筑，是云冈石窟的标志性建筑。这次修缮，也是经姜瓖兵变大同屠城后，大同府治恢复后对云冈石窟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此外，在云冈石窟还有多通用满汉文字铭刻的石碑。

除了上述庙宇遗存碑刻外，还有许多碑刻零散存于南郊区的一些村庙中，如甘河三圣寺、王家园西岩寺、七峰山玉龙洞、永久村华严寺、口泉南财寺、口泉观音殿、口泉黄箓观、墙框堡龙宝寺、碾子沟村三圣庙、羊坊村三官庙、高店村关帝庙、罗家辛窑村关帝庙、回去村观音祠等处。

粗略统计，南郊区现存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历史碑碣87通，其中明代15通，清代58通，民国时期14通。碑文内容绝大多数是修建庙宇的功德碑，但也有个别记载其他事项的石碑。如寺儿村龙王庙所存的《乡约》碑、《立公仓》碑，以及观音堂所存的《修路碑记》和云冈石窟的《重修云冈大路碑记》等。此外，还有两块为城堡门楼铭文，一块为原高山城城门铭文《靖宁门》，一块为原云冈堡堡门铭文《怀远》，其中《靖宁门》成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怀远》成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

墓志类石刻，是埋藏于地下的碑刻。从现在出土情况看，墓志类石刻在南郊区遗存较为丰富。截至现在，从南郊区出土的墓志类石刻，时间上几乎涵盖了从北魏到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出土地主要为南郊区的水泊寺乡、兴旺乡、马军营乡和西韩岭乡。南郊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墓志是《孙恪墓志》，年代为北魏正平元年（451年）。而1965年于石家寨村南出土的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表、墓志，在考古界和书法界较有影响力，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外，北魏墓志还有《封和突墓志》、《元淑墓志》《高琨墓志》等。

与北魏墓志相比，南郊区出土的唐代墓志较多些。据我市书法家、金石研究专家殷宪先生研究，南郊区出土的唐代墓志至少有19方。与北魏墓志比较，唐代墓志更具规范性，其中许多墓志堪称唐碑中的佳品。如《梁秀墓志》、《尹嘉宾墓志》、《常崇俊墓志》、《武青墓志》、《李像恩墓志》、《李英华墓志》等，无论字体还是刻工都是墓志中的佳作。

辽、金、元时期的墓志，在南郊区出土相对少些。迄今为止，共发现上述三个朝代时期的墓志11通。其中，1985年出土于新添堡的辽代《许从赟墓志》，殷宪先生称其为辽金元墓志的代表作。

南郊区出土的明代墓志，笔者现在见到的有2通，一通为明弘治三年（1490年）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刘囗政的墓志，一通为《明代藩昌化王府奉国将军朱葵畦墓志》。其中朱葵畦墓志，可以称作是明代石刻的上品。清代墓志笔者迄今尚未见到。

                                         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