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标钩沉：

在创新与转型、文化大繁荣的进程中，在“东方之冠”即世博中国馆变成中华艺术宫的“转身”之际，在宫梁上那些号称“九叠”标志，其文化常识、历史积淀与艺术鉴赏等价值取向的来龙去脉，自然也成了人们对“艺术宫”形象与内涵，普遍企待与关注中的又一个“标志性”话题——

中华艺术宫图标四篆书对一

沈 宽

在百年一遇的“184天”中，一轴五区异彩缤纷、浦江两岸美不胜收。科技、文化、商贸和旅游，展示、演出、盖章及流量等各项指数，无一不创出古今中外的新纪录。然而，世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冠上文字及其遗踪，亦无二致。比如“东方之冠”梁上的叠篆“东”字，则依然一无所失、中规中矩，大气凛然、余韵缭绕。

笔者拟从文博之视野、鉴赏之视角，以探本溯源、实事求是为宗旨，且运用小学即文字学、印学即篆刻学等规则，从“南”字出发，对其篆法与章法构成的来龙去脉，以及科学发展之原理，一并加以试析，更将一得之“愚”，求正于各位方家与同仁。

房梁篆别裁新出

梁上镶字，是为别致；致选篆书，乃为别择；择取九叠，又为别格；格用别体，更为别裁新出。“别字”是指把甲字当作乙字，如“成绩”写成“成积”、“贡献”写作“供献”、“提纲”写为“题钢”等，即由汉字的同音、近音所造成的误读或误写；而“别裁”者，就是别出心裁写错的字，是指把汉字的形体写得不成字，即将汉字的结构部件，如部首、偏旁、笔画等，随意地增减或者就是写错。当今如此，古代并非不如此。

历代书家、尤其在六朝碑刻中，或常有此举，且美其名曰“书法无对错”；对于印文，尤其是古玺及官印，诡奇离异、别裁别体者，不在少数。玺文之诡奇，或因战国纷争、大篆各体，秦代尚无统一文字所致；至于官印，并不是为官者不识其“章”，而是其意不在印、在于专享品位而疏于其“文”，或官印“急就”所致、或得意而忘其“形”？

从汉代至今，不论官印、还是私印，一贯皆沿用篆书，其意就在于远离当世习俗，出于艺术以及隐私的考虑，除篆刻和使用者自身，令他人莫辨其真伪。近来印家往往仅讲究刀法，不了解篆法与章法，对于印文之根柢，如汉字的起源与形成、构造及分类、流变和改造等基本常识，更是一概茫然。以致所治印，常以别裁别体而出错，且不知其所以然。而在较为正规场馆所列、或较正统的印人所作，此类情况则一般并不多见。但由于当今市场经济引入“承包制”后，文化现象也随之百花齐放并且“异彩缤纷”。

由“盖章火爆”又引出一段对传统文化、汉语文字探本溯源的热情。据了解，浦东新区新建成的东方之冠正门梁柱端面上刻有似图似字的“图案”，经仔细推敲辨别，终于发现并确认，即是篆书“南”字？俨然中华文明元素之结晶，可惜里面明显缺少笔画，使“南”字下面的构件，成为似“木”非“木”、似“干”非“干”的样子。

而环顾四周，在该馆的四面房梁上，则分别嵌有“东、南、西、北”等四个篆体汉字，显然均为华夏传统的继承、汉语文字的出新、海派文化的展示，也是当代人文水平、学识修养的体现。但值得玩味的是，其篆书“南”字缺笔有失误，“西、北”两字篆法太离谱。只有“东”字堂堂正正、非常规范，并颇有当年“东风吹”进行曲的余韵。

章法南由来已久

 “南”字的本义为一种乐器名，属于象形，如郭沫若曰：“殆钟、鎛之类乐器”；唐兰曰：南者，“瓦制之乐器也”；《诗·鲁颂》：“大赂南金”。也有引申用于乐舞名的，如《诗·小雅》：“以雅以南”；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南风不竞，楚必无功”。

其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南”字已有借用为方向之名的，如“南室”（铁2663），也有假作祭祀牲口之名的，如“八南”（通159）。文献中有用于方位名的，如《诗·周南》：“南有樛木”；又如《战国策·魏四》：“南辕北辙”。也有引申用于官爵名的，如《国语·周语》：“郑伯南也”；另有用于姓氏的，如《史记·夏本纪》作“有南”。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创造性”地以形声法诠释曰：南者，“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市（读若沛），羊（读若壬）声”；市者，兴盛也，“草木盛，沛沛然”。陶渊明脍炙人口的名句：“悠然见南山”情景意交融，即出其意。而论者以为，许氏此说为通假关系的本末倒置，且以引申曲解本义，属于望文生义的典例。但数千年来历朝历代，凡在运用篆体书写时，则仍然无不以许说为本（受印刷字体局限，难以对字型展开讨论）。

在现代设计中，如选用篆体或他体的形式加以美化，或将“九叠篆”的样式在写法上加以创新，其实亦无不可。然而，在治印创作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篆书还是楷书，印文的字型、结构和笔画，及其“篆法”和“章法”都具有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均决不能随意地增加或减少。马衡太老师认为：“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狯者，是为欺人也”（详见《谈刻印》）。至于家乐福超市的招牌上，是否故意或随意地将其“家”字减去一撇，则属于该企业有悖于汉字规则、或狭隘的商务化举措，不足为正例。且成为影响学龄儿童健康成长的视觉污染，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汉文化复兴、中国汉文字传播的世纪。有关专家呼吁，警惕“中文发生危机、汉字使用混乱”；笔者则以为，信访“瑕疵”将贻误市民、展览“瑕疵”将贻笑观众、建筑“瑕疵”将贻憾后人、文字“瑕疵”将贻损传统文化。因而曰：印学非小技，关乎文史哲；推陈与出新，慎待“九叠篆”。

九叠篆古今漫笔

关于“九叠篆”的说法及其创作表现，非汉文字学的范畴，而是印学（即篆刻学）的概念。在具体实践中，又和创作者的学识与创意、为官者的正直与贪婪不无关联。而把握“九叠篆”的内在根蒂，对于治印创作乃至应用于其他装饰设计也甚为重要。因此，本人仍不揣浅陋，试诠释如下：

古代瓷器分官窑和民窑，传统印章则分“玺”和“印”两大类。玺者，帝王专用之物，印者又分“官印”和“私印”两种。官印者，古代官官通用，权力之象征，行政执法所凭信之物，而非供黎民百姓所观赏之品。

如在现代建筑或其他装饰中加入印章元素，应选用“民章”还是“官印”、“观赏之品”抑或“凭信之物”？均值得深入探讨。假如在创作中采用舒头让足、削足就履或杜撰臆造、滥竽充数等手段，对其进行效颦式的“九叠”构思，恐怕也未必可取。而“九叠篆”的真正内涵及其美学风格，显然是必须首先搞清的重要前提。至于篆法正误则属于另一话题，将另外分别专题讨论。

“九叠篆”即官印之一也。始于初唐，盛于宋元，以迄明清，为官之道，无不承继之。其文式接承六朝，更作屈曲折叠之状；其形式不尽是九叠，勾当公事用七叠，受差委吏仅六叠，都统万户有十叠。其印式大小、叠数多寡与官品级别高低直接相关，而与反映民生、民意、民情等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诸要素一无关联。所谓“九叠”者，九，即为数之极终，统言其折叠多而重也。

印文学探本穷源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先官吏之徒，好谄媚、求平稳、多屈曲，或折以民而正道，或叠于己而邪行；间有千里奔波，无不将凭信印件随身携之。后世街市店铺，不少印匠为迎合小市民的趋官心理，好将所刻印章故作“折叠”之态。其叠法往往非板即呆，一无生气。论者或以为，折叠平稳工整，雷同元朱文，又显示出官运亨通，并无可厚非。但其神态仍难免有悖于“疏密、轻重、增损”等印学章法的主要规律，且有别于“和谐、自然、舒畅”等美学法则的基本要素。故仔细品读古今各流派印家的各类精品力作，始终难以发现一枚在创意中，章法汲取于“九叠篆”。而“法宗秦汉，分流晚清；高古甲骨，创新石鼓；典雅满白，秀丽元朱”则为历代印家创作构思及立意中的主要倡导和追求。

然而，如今东方之冠梁上“东、南、西、北”等四字的外貌似乎很像“九叠篆”，但其实质呢？篆书“南”字缺笔有失误，“西、北”两字篆法太离谱，而其印式创意是否得体，则属于以下七个值得探讨的“是否”之类。笔者以为，与上海世博会“融合、创新”的理念也并不吻合。比如：

一、与东方之冠的主旨“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为民”立意是否一致；二、与汉字形体（篆书）的书写规则是否一致；三、与馆内核心展品《清明上河图》的“民生”风格是否一致；四、与全民办博的“民意”激情是否一致；五、与当今政府提倡的“民本”理念是否一致；六、与世博主题“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方向是否一致？

马叔平太老师在“论刻印”时始终主张：“篆文须字字有来历，不可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印章首重篆文，次重刀法，不可徒逞刀法而转失笔意”；“所用文字又为废止二千年之篆书，则作一印宜如何慎重，岂可标新立异”。对移于当今喜好“九叠篆”创作者，不亦同理借鉴而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