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都在抨击学术精英们或者是那些被认为崇高的学术机构，丧失了职业伦理，给社会道德的退化注入了润滑剂。这样批评或者说抨击的声音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比如说教授们为获得学位肆无忌惮的学术造假，以及各类机构出具的虚假报告等等，都让这些曾经的“清水衙门”枝节横生，难以清静和太平。曾经的学术圣殿也从此阴霾重重，难见朗朗丽日。

    尤其在文物鉴定领域，更是常现波澜。文物鉴定者们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爆出这样那样的丑闻。一家媒体的记者为了探访这个领域的“黑洞”，随便从地摊上花100元买了一件青花瓷器，找一位大师级的鉴定专家鉴定。这位专家说是一件元青花，价值是数百万元。记者很愕然，问真值那么多吗？专家说，他只负责鉴定，不负责买卖。记者给了800元的鉴定费，他出具了鉴定证书。一件与文物无关的普通瓷器，就这样摇身一变，凭一纸证书成了“宝贝”。

    这种现象其实越来越常见，只要付给鉴定费，都会获得一纸冠冕堂皇的证书。就连鉴定黄金衣那样的重器，几名专家也会毫不犹豫地开出24亿元的价位，把一个赝品弄成“真品”。文物市场之乱象，已经前无所有。一位收藏界的朋友说，如果要存心坑人，就忽悠他去买文物吧。因为现今的所谓“文物”80%都是假的，包括那些持有大师们的鉴定证书的，一忽悠一个准。

    这种事一件一件被堆积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个体所为了，而是一个群体一个行业的问题了，且是高端行业和高端群体。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一群高尚的人，从事的又是崇高的事业，怎么没有了职业伦理？这显然是一个思考之后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行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互矛盾产生的结果。

    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天平就严重倾斜了，正儿八经的高端群体已经没有了体面的收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上世纪80年代有民谣作比喻：“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脑体倒挂问题、收入问题。如今这些专家不好好研究，而甘愿拿职业伦理作赌注，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是无可奈何。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顶级的文物专家，按照目前的工资水平，每月大概只有4000多元吧。而在北京的生存成本又那么高，房子都到了二三万一平方米，还有其它物价、交通等等的压力。那样的工资水平能维持么？显然难以为继。而这样的领域，被认为是不创造财政收入的部门，常常被忽略。再加上文化一改革，原本除了工资之外的少许工作项目经费或者补贴，也随之取消了，叫你到市场上去找。

    国家就真的缺少这点研究经费吗？绝对不缺！随便看看，一年贪污浪费的钱有多少，仅只是公款吃喝就有几千亿啊！那些高档红火的酒店，之所以生意兴隆，不都是公款支撑的。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小部门，一年不也吃个几十万？从牙缝里挤一下，问题不就解决了。

    但这不能，吃喝是工作需要，钱是不能少的；搞研究是工作需要，钱可以少给，或者不给。这其实就是“逼良为娼”。连生活都顾不了，哪还有专业伦理，就是原有的那点职业道德都被遗弃了。把他们推向市场，实际上只是壮大了“坑蒙拐骗”的队伍。人一穷，哪来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不是扯淡么？如果一清高，即使家人饶了你，社会也不会放过你，弄得两头不是人。

    再高端神圣的行业和这个行业中的个体，如果仅仅是名誉上的给予，精神的安慰，而长期忽略利益上的平等分配，只等于让他们抓住一只气球，只可远远地看，而不能享用。故而，对职业的认同，对职业伦理的追求，是建立在体面的收入之上的。没有体面的收入，再高尚的出类拔萃的人也会失去职业伦理底线。因为说几句“好话”就让人去卖命的时代早已结束。社会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已经移位，而非精神层面。至此，职业伦理的沉沦已经难以避免，怪罪专家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