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阻挡，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诗句）。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大师，就是“还活着”的人，风范品质令人景仰。
    最近逝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个通才”、“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者”、“经济学界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他一生学术成就斐然，最先将数学分析法列入经济学研究；帮助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经济学》更是影响了所有在世的经济学家，并因此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在提升经济学家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他的贡献要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以简单语言重写了经济理论的相当部分。”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1970年对他的评价。
    萨缪尔森不仅在学术上令人折服，而且在治学精神和为师之道上体现出大师风范。萨缪尔森的学生肯尼迪在入主白宫之后，立刻邀请他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按理对于这样一个高官职务，萨缪尔森本应迫不及待地笑纳，但令肯尼迪没有想到的是，他遭到断然回绝。萨缪尔森的理由很简单，不想将自己置于一个“对自己所说所写都不能相信”的职位，更愿意给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提醒，采取减税政策，防止经济衰退。萨缪尔森专心教职，慧眼识才，在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默顿和阿克罗夫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可是让他“一辈子最荣耀的是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完整待过一个星期”的经历，而不是这些成就。这是何等的胸怀？能不让人景仰！
    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但对他而言，无论是官衔，还是职务，都不过是身外之物，都不能影响到其科研任务。在70岁之后，他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职位。“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要。”这就是他的态度。他不热衷于做官，对钱也有看法，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因此，他将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的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的奖金100万港元，都捐给西部的沙漠治沙事业。在名扬四海后，更是淡泊名利，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不同意，报刊上刊发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凡此种种，汇集成钱学森光彩照人的人生之路。这是何等的品格？能不让人景仰！
    由萨缪尔森和钱学森这两位大师淡泊名利、踏实治学、潜心科研的姿态，联想到当今学术科研领域略显浮躁的状况，的确给人以诸多感慨，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事件频发，从普通教师到博士生导师，从学院院长到校长，急功近利，对科学缺乏敬畏，纷纷卷入其中，把学术科研成果当作谋取荣誉和职位的敲门砖。更有意味地是深圳市招录一个处长职位，一下子引来40名教授报考，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官职的诱惑远远超过学术科研。处长拥有权力和地位，教授无法相比，谁还会去专心搞科研？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景仰大师风范，向大师致敬，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他们的人生巅峰和科研成就，更要看到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给我们留下的难以磨灭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