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记》记录着一段关于人类语言的故事：据说，亚当的子孙本来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不仅生活得有滋有味，而且还打算修造一座贝伯尔塔直通天堂。上帝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忧虑，害怕人类将来会不服管束，于是下界来把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无法交流，塔自然修不成了。

还在电脑降临人世之前，人类就萌生出一种极富魅力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制造出一种机器，请它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中间充当翻译。把这种翻译机揣在衣兜里就能走遍世界：到了英国，它讲英语，到了法国，它又会讲法语……，无论操何种语言的外国人与你谈话，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两种不同语言间充当“第三者”，准确地表情达意。一旦我们拥有它，又何愁“天下谁人不识君”？

“机器翻译”，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和语言活动的模拟，这是人工智能中最困难而又最有现实价值的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各国科学家就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但面临的困难重重，让机器理解人类的语言谈何容易！80年代初，人类社会大步迈向信息时代，相互之间的交流急剧增长，社会需要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电脑，机器翻译被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技难题的第一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聚集各路高手，不惜投入亿万资金，试图率先突破机译的难关，抢占翻译机器的巨大市场。

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计算机专家高庆狮教授，对他的博士生陈肇雄说：“给我搞出机器翻译来。”陈肇雄当然掂得出这话的分量，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准备按照导师的要求，向世界水平的机器翻译发起冲击。

20来岁的陈肇雄凭什么去冲击这个世界级的难题？

196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木兰溪的陈肇雄，父亲是一位乡村中学老师，母亲干农活操持家务，艰难地哺育着七个孩子。陈肇雄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这种环境下，陈肇雄基本上无人管束，在玩耍中打发童年的光阴。

直到有一天 ，祖母知道了他糟糕的学习成绩，陈肇雄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从此开始发奋。渐渐地，他已不满足课堂的正规进度，而是超越教材刻苦自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理工大学。四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高庆狮教授的研究生，并提前9个月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高教授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两位计算机专业的学部委员之一，高教授让陈肇雄搞机器翻译课题的时候，他正在钻研智能计算机逻辑程序语言。虽说放弃了前景十分乐观的项目，去啃机器翻译这块硬骨头，但陈肇雄却喜欢上了这个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向机器翻译挑战的确非常艰辛。他回忆说：“选择这个课题，我做了耗尽毕生精力可能一无所获的准备。作这一选择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悲壮。”由于这个项目涉及到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整整三年时间里，陈肇雄不得不广泛涉猎各种相关学科知识，学习国内外机译界多年积累的经验。凭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陈肇雄在学习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独创性地提出一套“基于不完备知识的机译分析”理论，突破了复杂多义区分、上下文相关处理、多种知识交叉分析等等一系列关键难题，终于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陈肇雄的《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体系》发表以后，国际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博士学业没有完成的陈肇雄也被中科院破格提为副研究员。

1988年， 陈肇雄的研究被列入国家863高科技研究计划。也就是在这年，他在第12届国际计算机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有关论文，得到了国外专家高度的评价，大会主席称赞他“指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方向”。然而，陈肇雄心中的目标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方向”，他要把它做成中国高性能的翻译机器。接下来又是一个奋战的三年。 陈肇雄和一批青年科学家，仅靠863计划拨给的44万元有限经费， 为理论框架设计语言规则，编制翻译软件。那堆积成3米多高的稿纸，不知道耗费了他们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年复一年的艰苦奋斗，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来支撑啊！陈肇雄那一届毕业的计算所硕士生共36人，先后有35人出国，只剩下最先得到国外邀请、并四次婉拒国外邀请的陈肇雄。在他遇到与科研无关的烦恼时，他曾随手给德国一所大学发了一封电传，表示希望去学习一段时间。四个小时后，对方就发来表示欢迎的电传，陈肇雄却轻轻地把它放在一边。他说：“出国不是就不爱国，但我留在国内，确实是有感情上的原因，能在国内为我们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出力，我感觉更实在，更有意义。”

经过整整六年的卧薪尝胆， 陈肇雄的“智能型英汉翻译系统IMT/EC863”通过了国家鉴定，它在总体上超过了国内外同类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1992年，陈肇雄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两个月后，他把数万个词汇、数十万个对应词和数十万个翻译规则压缩到100K字节，完成了袖珍型电子翻译机的软件开发，能在几秒钟内实时翻译一个整句。香港的一家公司购买这一软件，不久，世界上第一台“揣在衣兜里”的袖珍型翻译电脑──快译通EC-863A， 被中国人率先造了出来。人类多年来的夙愿，终于迈出了“美梦成真”的一步。

1993年，快译通EC-863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陈肇雄也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三届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并在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陈肇雄一时名传中外，许多国外科学机构、著名公司表示愿意用重金聘用他，一家加拿大公司答应给他100万美元的股份和1万美元的月薪，他面临着又一场考验。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再转化为商品才能进入市场，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陈肇雄偏偏放弃了诸多重金诚聘的公司，选择了自主开发、艰苦创业的道路。不过，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还在南京读大学时，他就曾编了个软件程序，卖了几万元，在中科院读研究生时，又编了个软件卖了十几万元，攻读博士期间他第三次搞的某软件程序售价70多万美元。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曾经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走出实验室，他的生命就会消失。”与严老相交多年的陈肇雄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科研人员与企业家互相兼容的策略。

1997年6月，陈肇雄带领与他一起多年奋斗的中科院200多名员工，创建了华建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达100万，其中30%是以知识产权入股。陈肇雄出任公司总裁后，他没有离开实验室，一边搞科研课题，一边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凭借国家44万元的项目经费，他们推出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IMT／EC863”，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而他领导的公司也在短短的三年里，在电子辞典、掌上电脑、网上通、网络信息处理系统上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机器翻译技术日趋成熟，而且公司资产达到6个亿，连美国IBM公司也代理了他们的产品。

电脑业界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华建公司，所以有人说华建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陈肇雄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华建推出的机器翻译软件，在我国、和海外等地十分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每天都有大量与国际企业打交道的业务。庞大的华建的机器翻译软件轻点鼠标，马上转换需要的中、英文版本。可是这种业务特色不久也会出现在国内的企业里，因为我国马上就要‘入世’。”事实的确如此，在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至少需要增加专业翻译人员100万。随着因特网的发展，人们对机器翻译软件需求量也会大增，华建的大名以及它的产品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陈肇雄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他四处奔走和策划下，华建和四通共同组成了中关村软件集团。陈肇雄认为，“中关村”应该是我国最好的品牌之一，他说：“我在国外软件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都有中国人，这说明中国人一点不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要搞一个大型软件集团，在软件行业争得一席之地。对于在中关村软件集团我任什么职务无所谓，只希望能够将近年新开发的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比机器翻译更大的产业。”

陈肇雄对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未来充满信心，既然他能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投入、开放出最高的质量、最好的产品“人机翻译系统”，成为我国软件的拳头产品，那么，继续前进，开发更多更好的软件又有什么不可能呢。随着因特网高速发展，计算机软件已经成长为具有辉煌发展前景的产业。尤其在应用软件领域，如网络深层次处理软件技术、智能人机接口技术、嵌入式应用软件技术等新的领域，都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占领这一巨大的市场，不仅是中关村软件集团的机遇，这也是陈肇雄准备迈过的人生下一个台阶。

就目前已有的成就来看，机器翻译离终极目标仍相差很远。例如，会翻译的机器还不能“听译”和“口述”，还不能准确地翻译不规范的口语，还不能做到本文开头所设想的那样：“只要拨一下开关，它都能在任何语言之间充当第三者”。换言之，它的智能还赶不上人类优秀翻译专家的功底。

机器翻译面对的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思维绽开的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语言的领域里耕耘，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拥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建集团总裁，以及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等多重身份的陈肇雄，不会停下他的脚步。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更年轻的青年人说：“再远大的理想如果没有敬业精神支撑，就都是一种空想和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