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云堂案：拙文《章简甫的刻与书》入选“明清江南刻帖研讨会”，入编《明清江南刻帖研讨会论文集》。

 

 http://s13/mw690/69dead87h7b735790f9ac&690

 

章简甫的刻与书

 

梁  继

 

内容摘要：文章首先钩沉文献，对章简甫的刻石情况及后人评价进行梳理，并就刻者刻石精粗对刻帖的影响问题进行论述。其次，就文献记载的章简甫善书情况进行考述，并结合文献提出《真赏斋帖》钩摹者为章简甫的观点。

关键词：章简甫刻工书法文徵明

 

考察有明一代的私家刻帖，《真赏斋帖》、《停云馆帖》无疑为其中绝佳者。《真赏斋帖》成于嘉靖元年（1522）。由无锡收藏家华夏将其“真赏斋”中收藏的魏晋法帖由章简甫刻石成帖。《停云馆帖》由文徵明撰集，其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吴鼒、章简甫镌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世人知《真赏斋帖》、《停云馆帖》，固知“江东巨眼”华夏和文徵明父子，亦必知刻手章简甫。章氏不独善刻，亦长于书。今检索文献，谨就其刻其书钩沉如左。

一、章简甫的刻

先贤于碑刻刻工多有关注。欧阳修跋《唐杜济神道碑》中言：“艺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轮扁之斫，无不中也。颜鲁公之书，刻于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虽他人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优劣，余意传模镌刻之有工拙也。”^[1]显然欧阳修注意到了碑刻中“镌刻之有工拙”的问题。工匠在将书家书丹以刀施之于石过程中，实际上是进行了二次创作。不过工者能更接近书家原貌，拙者则去书家原貌远矣。近人沙孟海对工匠在刻碑过程中的“二次创作”问题亦谈到：“碑面书丹，经过刀刻，能否保证传真，是一个问题。今天看到有些碑志造像字画方峻，锋棱毕露，不像毛笔所写。……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刀切鑿，绝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石刻者左手拿小鑿，对准字画，右手用小锤击送。鑿刃斜入斜削，自然笔笔起棱角，只有好手能刻出圆笔来）。由此可见，历代碑版的刻手大有高低。……总之，写与刻是两道手续，字经过刻，不论是书丹或摹勒，多少总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异极大。”^[2]学者们不独对碑刻刻工的工拙有关注，对于刻帖模刻者是优劣亦多有关注。元代陈绎曾在其《翰林要诀》中对此曾作详尽的比较：

 

《淳化法帖》诸帖之祖，王著模刻，深得古意，不见真迹，得此足矣。

《绛帖》淳化之子，潘师旦模刻，骨法清劲，足正王著肉胜之失。然骏马露骨，又未免羸瘠之憾。

《潭帖》淳化之子，宝月大师模，风韵和雅，血肉停匀，但形势俱圆，颇乏峭健之气。

《大观帖》淳化之弟，蔡京模刻，京深酣富贵，恣意粗率，笔偏手纵，非复古意，赖刻手精工，犹胜他帖耳。

《太清楼续阁帖》刘焘模勒，工夫精致，亚于淳化，肥而多骨，求备于王著，乃失之粗硬，遂少风韵。

《戏鱼堂帖》刘次庄模，在淳化翻刻中颇为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武冈》、《修内司》、《福州帖》皆有可观，鼎帖石硬而刻手不精，虽博而乏古意。

《星凤楼帖》曹士冕模刻，工致有余，清而不浓，亚于太清续帖也。

《玉麟堂帖》吴琚模刻，浓而不清，多杂米家笔仗。

《宝晋斋帖》曹之格模刻，星凤之子，在诸帖为最下，今佳帖难得，学者赖此得见晋唐人仿佛耳。

《百一帖》王万庆模刻，笔意清遒，雅有胜趣，恨刻手不精妙耳。

《二王帖》搜拾二王行草书小帖略备，但本非能书人模勒，故博而不精。^[3]

 

诸帖优劣，刻手十分关键，王著模刻《淳化阁帖》能“深得古意”，而《百一帖》则“恨刻手不精”。可见元代学者对于刻帖中刻手介入的因素已不是简单的关注，而是充分认识到，一部帖的好坏，某个角度刻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亦如沙孟海所言：“法帖摹手刻手好的，确实有相当高的传真程度。……最精的可以说是下真迹一等。”^[4]是故古人刻帖特重刻手，华夏请章简甫镌刻《真赏斋帖》，文徵明父子亦请章简甫等人镌刻《停云馆帖》，概源于此。

    章简甫（1491--1590），长洲（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以善镌刻碑版名于当时。据程章灿统计，今所见章简甫刻石盖有二十二种，分别为：

弘治十六年（1503）李东阳撰文徵明书《白昂墓志》。

弘治（1488—1505）间刻《孙氏太清楼帖》。

正德十四年（1519）刻文徵明书《陈以弘墓志铭》。

嘉靖元年（1522）刻《真赏斋法帖》。

嘉靖二年（1523）刻文徵明书《明待选国子生华君时祯配张孺人墓志铭》。

嘉靖五年（1526）刻文徵明书《吴愈墓志铭》。

嘉靖十五年（1536）刻文徵明书《重修长洲学记》。

嘉靖十七年（1538）刻祝允明撰文徵明书《香山潘氏祠堂记》。

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刻文徵明书《辞金记》。

嘉靖十九年（1540）刻文徵明书《两桥记》。

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文徵明书《华都事碑铭》。

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文徵明书《乡饮酒碑》。

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庐州同知顾公墓表》。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刻《丁之乔墓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文徵明书《赠太子少保何公（诏）神道碑》。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月十六日刻文徵明书《于契玄先生祠堂记》。

刻文徵明书《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石湖何公墓志铭》（年代不详）。

刻文徵明书《明太学生松坡丁公墓志铭》（年代不详）。

刻《陆氏怀素自叙帖》（年代不详）。

嘉靖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537—1560）与温恕、吴鼒同刻《停云馆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重修双塔记》。

万历年间刻《孔子圣迹图》122幅。^[5]

章简甫二十二品刻石多为文徵明所书，盖文徵明极重章氏所刻，每有佳书，必由章简甫所刻。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记曰：“吾郡文待诏徵仲，名书家也，而所书石，非叟刻石，不快。”^[6]不独文徵明的书作由章简甫模刻，“祝京兆希哲、王太学履吉、陈太学复甫、彭征士孔嘉有所书，亦必属之叟。”^[7]章简甫之刻深为时人所重。经他所刻碑帖“能夺古人精魄如生动，即拓者赝古得善价，而其人莫辨也。”^[8]章氏刻石之精审，盖如斯者。

明季以降，诸多学者对章简甫之刻石亦多有赞誉。孙鑛跋《真赏斋帖》云：“章简甫乃迩来刻石第一手，尤精於摹拓，闻为华东沙刻此帖时，既填朱登石，乃更取原帖置面前，玩取形势，刻成后再较对，有毫发不似，必为正之。盖刻石而又兼手临者，以故备得笔意。内惟《季直表》系小楷，亦尚未得逼真。若《袁生》及唐摹《王相家帖》，笔势飞动，真所谓周昉貌赵郎并得其情性者，止下唐时书丹刻一等，《淳化》、《太清》俱不及也。右军《袁生》、大令《廿九日》阁帖固俱有，何能及此？华亭顾氏摹《阁帖》，其《袁生》一札就此体出，便觉神采增数倍，今人欲研精晋法，此帖须日置案上。”^[9]将章简甫名为“刻石第一手”，可见其推重。张庭济《清仪阁金石题识》云：“文待诏父子经营数十年，成十二卷，又有章简甫细意摹勒，故有明数十汇刻，惟无锡华中甫真赏斋刻出其右，余若郁冈、余清、快雪，具逊一筹。用功深者收名远，天下事类如是也。”^[10]张庭济目文氏父子之《停云馆帖》、华夏《真赏斋帖》为双壁，是为它帖不及，而二帖皆章简甫所刻，亦从此可见章氏刻工之佳。张伯英《阅帖杂咏》云：“摹勒无如简甫良，来禽妙斲鲜收藏。那知姓名遭埋没，手迹却成宋与唐。”^[11] 以唐宋之迹目章简甫之刻，亦可见章氏之刻，古雅备见。

章简甫镌刻有家学之源。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言：“其先自闽徙而为吾吴之长洲人。赵宋时，已负善书名，兼工镌刻，而叟之大父昶、父浩尤著，至叟则益著。”^[12]其祖先在宋时已经以书刻得时名，衍至其父祖，名声尤为显著。在这种背景下看章简甫刻石之佳，似乎可以寻觅到原因。另外，章简甫刻工之佳更源于他的用心。赵宧光跋《停云馆帖》时说：“昔有尤敬以搨工艺冠吴中，俱与温、吴、章诸子齐受知于待诏先生父子。其搨法必椎之数次，务以轻墨几翻刷之，令之合于石，墨浮于纸，则字之宛委，波折纤微不渗。”^[13]章简甫受知于文氏父子，故其刻《停云馆帖》时，用心程度亦可想而知。

清人钱泳于文氏《停云馆帖》刻工之精粗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履园丛话》中说：“文氏《停云馆帖》，章简甫所刻也。然惟刻晋、唐小楷一卷最为得笔，其余皆俗工所为，了无意趣。”^[14]需要说明的是，《停云馆帖》由温恕，吴鼒、章简甫等人分工镌刻，得笔者为谁所镌，其余又为谁所镌现在已无法考证。然刻《停云馆帖》之前，章简甫已经镌刻成备受赞誉的《真赏斋帖》，以他的镌刻经验和与文氏父子的交谊，很难相信章氏所镌之帖会有俗笔。前引孙鑛言章简甫刻《真赏斋帖》时，刻石与原帖反复比对，即使有一点不象的地方，也必须纠正过来。这种刻石方式是章氏家学，也是章氏刻石时为求精审而必须采用的方式。章简甫刻《真赏斋帖》既能如此，刻文氏父子的《停云馆帖》亦必然如此。是故，以愚之揣测，钱泳所言《停云馆帖》中最为得笔的晋唐小楷很有可能是章简甫所镌刻，而其他俗笔之刻，亦很有可能为其他刻手所为。

二、章简甫的书

刻手的书法基础高下，无疑成为其所刻碑版是否精工的重要因素。对此，程章灿认为：“从身份和修养上看，很多刻工兼通书法，或者本身就是优秀的书法家。对书迹笔划及字体结构没有充分的理解，很难想象下刀镌刻之时能有良好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兼通书法便很难成为优秀的刻工。对那些负责镌刻丛帖的刻工而言，没有相当的书法修养，几乎是不可能胜任其事的。”^[15]刻工知书，其于书家作品技法之外的意境自有通会处，施之铁笔，亦能保留书家原书之风神。

钱泳虽然也认为刻手需要知道书法，但他又提出刻手不能太精于书法。他担心精于书法的刻工会因为自己的想法将原帖的风格改变。^[16]事实上，钱泳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刻手在刻石时的心态，若出于职业操守而能恭敬为之，则自然不会以自己的思考改变原书风神。即如章简甫者，作为世守其业而又能锐意出新的刻家，就是因为能真正将所刻书迹的风神完美的表现出来，而最终成为“刻石第一手”。

关于章简甫善书的情况，相关文献亦有记载：

 

“叟不欲自名其书，而楷法绝类待诏。尝为待诏书《三乞休草》，家弟以为待诏也，示藻而后知之。”^[17]

“章文，字简甫，后以字行。长洲人。楷法绝类文待诏。”^[18]

 

文徵明主盟吴中书法三十余年，是一位“以功力见长的书家，不论哪种书体在他笔下都不激不厉、不狂不怪、方正平稳、循规蹈矩、温和细腻、雅俗共赏。与当时的‘台阁体’的距离较近，既容易让人接受学习，亦能用于科举与适用结合。”^[19]因而其书亦影响深远。作为文徵明的门客，章简甫的书法与文徵明相似，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他能达到“绝类”，则可窥其书法功力。章简甫能够“绝类”文徵明书法，再刻文氏书翰，则其镌刻自能见文徵明书法传神之处。

章简甫善书亦有其家族传统，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记曰：“其先自闽徙而为吾吴之长洲人。赵宋时，已负善书名，兼工镌刻，而叟之大父昶、父浩尤著，至叟则益著。”^[20]章氏祖辈自宋代始既已善书，到了章简甫祖父章昶、父亲章浩则已经“尤著”。正因为有了善书这种家族传统，章氏镌刻之工为时人和后人所重视。章简甫的儿子章藻亦善书，《苏州府志·章文传》后记藻曰：“藻，字仲玉，能习父业，书法尤精。……虎丘白莲池旁经幢金刚经文即藻所书，绝类赵文敏。”^[21]

章简甫善书多见于文献记载。文中前引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记章简甫为文徵明书《三乞休草》，被人误解为文徵明亲书，庶可想见章简甫书法之精。又钱穀《吴都文粹续集》记章简甫书并篆额《重修东岳行宫记》，亦可知其篆书之能。然以上书迹亦仅见于著录，章氏书翰真迹终不复见，是为憾矣。

又，有一事似乎与章简甫书法之精能相关，即《真赏斋帖》之钩摹者归属问题。

《真赏斋帖》之钩摹，前贤多以为出自文徵明父子之手。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真赏斋帖》言：“锡山华东沙出其所藏古迹，勒成三卷。上卷锺繇《荐季直表》，中卷王羲之《袁生帖》，下卷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钩摹者为文待诏父子，刻石者为文氏客章简父。模勒既精，毡蜡尤妙，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22]之后陈昌齐、张伯英等人亦承其说，认为《真赏斋帖》的钩摹者为文徵明父子。然容庚于《丛帖目》中述章简甫时则说：“其所摹刻华氏真赏斋帖，陆氏怀素自叙，孙氏太清楼右军十七帖，能夺古人精魄，如生动楷法，绝类待诏。” ^[23]是时容庚已经提出《真赏斋帖》的钩摹者为章简甫，惜其未能深入探究以张其说。施安昌于《华夏与<</SPAN>真赏斋帖>》中则对《真赏斋帖》的钩摹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辨，认为钩摹者并非为文氏父子的结论。^[24]确乎如施安昌所言，《真赏斋帖》中文徵明三跋及文彭一跋中丝毫不言及父子二人为真赏斋华氏钩摹法帖事。文徵明在嘉靖十一年（1532）跋文中更言“其钩摹之妙，极其精工，视秘阁续帖不啻过之。”文徵明这段跋语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真赏斋帖》的钩摹者绝不是文徵明。《真赏斋帖》亦有文彭跋曰：“嘉靖癸丑四月八日，过东沙真赏斋见此帖，嘉其异于他本，乃知用古纸搨成者，良可爱也。是日，绿阴清昼，庭无杂宾，新茶初熟，尽阅所藏法书名画，恍然不知有身外事。昔东坡谓‘静坐一日如两日’，不知今日之适，当作几日也？文彭记。”从文彭跋文看，他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前应该见到多种《真赏斋帖》拓本，而跋时所见《真赏斋帖》是由古纸搨成，故而可爱.而由文彭之跋亦可知《真赏斋帖》拓本之多。设若此帖为文彭兄弟钩摹，面对这一影响颇广的佳帖，文彭焉能一言不及当初钩摹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今人视刻帖为艺术，为雅事。但事实上，模帖上石终为匠人之役耳。文徵明当时主盟吴中书坛，身荷重望，文彭、文嘉兄弟亦知名当时。文氏兄弟钩摹《停云馆帖》，属自家份内事，以他们的身份名望自不会为他人做此类匠役之事，华夏亦不会以此类事情烦请文徵明父子。

既然《真赏斋帖》不是文徵明父子钩摹，那么钩摹者是谁？

考华夏与文徵明交谊深厚。《无锡金匮县志》记华夏“中岁与吴下文徵明、祝允明辈为性命交。”^[25]而文徵明为华夏作《真赏斋铭》，更于八十八岁时作《真赏斋图》之铭等事，更印证了文徵明与华夏确乎交谊深厚。友朋之间聚会品茗，鉴赏书画自属平常。作为文徵明门客的章简甫“生而美须眉，善谈笑，动止标举有儒者风。”且“性好客，虽一室，亦必洁治庋，置图籍彝鼎之属。客至相与摩娑，盘礴叹赏，小时则呼茗，茗已呼酒，酒至命炙。诸贤士大夫如待诏辈磬折而人委巷，不避也。”^[26]以文徵明为媒介，华夏与章简甫相熟甚至交好亦属当然。华夏既然有请章简甫镌刻《真赏斋帖》之行为，而之前将此帖的钩摹工作委与善书精刻的章简甫来做，亦属顺理成章。章简甫为华夏钩摹《真赏斋帖》上石，也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章简甫善书的事实提供了依据。

 

 

注释：

[1]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七）页483，巴蜀书社，2007年。

[2]沙孟海《碑与帖》，《沙孟海论书丛稿》页162—163，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3]陈绎曾《翰林要诀》，《历代书法论文选》页492—493，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4]沙孟海《碑与帖》，《沙孟海论书丛稿》页164—165，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5]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页155—15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7][8][12][17][20][26]王世贞《章筼谷墓志铭》，钱仲联编《王世贞文选》页265--266，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9]孙鑛《书画跋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页301—302，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0]张庭济《清仪阁金石题识》，清光绪甲午年刊本。

[11]转引自董治祥《张伯英先生<</SPAN>阅帖杂咏>笺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页49—54。

[13]转引自容庚《丛帖目》（一）页243，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

[14]钱泳《履园丛话》页316，中华书局，1979年。

[15]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页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6]钱泳云：“刻手不可不知书法，又不可工于书法。假如其人能书，自然胸有成见，则恐其将他人之笔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书，胸无成见，则又恐其依样胡芦，形同木偶，是与石工木匠雕刻花纹何异哉？”《履园丛话》页317，中华书局，1979年。

[18]《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三，《佩文斋书画谱祕殿珠林》（二）页70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9]张金梁《文徵明领袖吴门书法的成因》，《明代书法史探微》页224，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21]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一百九，光绪九年刊本。

[22]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容庚《丛帖目》（一）页221，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

[24]施安昌《华夏与<</SPAN>真赏斋帖>》，《善本碑帖论集》页230—239，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5]斐大中修、秦緗业纂《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二，光绪七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