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两个“检察官”

小麦成熟了。

农谚说，稻上场，麦进仓，黄豆扛在肩膀上。意思是说，麦子收进了仓里才算是你自己的，老熟的麦子不管你长在田里还是已经收上了场地，遇上阴雨天，气温高，不几天那麦子透气的发芽，不透气的霉烂，半年辛苦就白白丢了。所以农民有“抢丝夺麦”之说。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农村大忙”，也从这一天开始。

我家种了五亩多小麦，5月31号下午，我到田头转了一圈，全都黄熟了，可以收割了。麦子长势不错，估计亩产在300斤以上；“麦种田，稻过年”，有了夏熟的收成，即有了“本钱”，秋季的稻子也可望丰收；所以，农民把麦子收多收少，视作发财的“原始积累”：有夏才有秋。我的“经济来源”并不完全看在田头的收成上，换句话说，五亩多麦子全都收上卖掉，所得的钱也只有我的两个短篇小说的稿费；不过，到手的粮食，我是一粒也不会丢掉的，家里毕竟是“牙齿敲敲半升箩”，六个人吃饭啊。

全家人都在为明天的“大干特干”做准备工作。残疾的长子把四把镰刀磨得锃亮、锋利。他干这些小活步步到位。这镰刀是我翻山涉水20多里跑到溧阳县的上黄镇上买来的，那儿的镰刀好，大凡农民说，“啊哈，今年要到上黄去买镰刀了！”就是意味麦子长得好，非用好镰刀不可。江南人割麦子，同北方人“拔麦子”有天壤之别，镰刀装着有二尺多长的把柄，割麦子时屁股向前移动，也是一道小风景。割稻子则用带锯齿的小割镰，割镰的把子只有五寸长，所以要弯腰；农民把插秧、割稻子统称为“弯背老公公”，腰疼呀。小女儿割来够明天一天羊和兔子吃的青草，老板娘料理着明天一天的饭菜（农民越是忙越是不讲究吃，填饱肚子算数），已经成为“一把手”的大女儿最忙，什么事情她都得过问一下。我显得悠然，同人家协调装运麦把的船只和夜里打麦子的电动机“滚龙”。正在这时，我听得一声喊：

客人来了。

客人是从北京来的两位女性，预先同我打过招呼，不想会来得这么快。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来得不是时候啊。

客人走进门里，其中的一位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房屋好大，刘恒说的没错，是一个“副部级”标准。

当初，这个村上还就是我一家新屋；新屋不光大，还干净、清爽、明亮，我买了一台落地大电扇，也是全村唯有的，到了晚上，村上许多人捧着饭碗向我家里跑，这也成了一道景观了。农村夏天的晚上，蚊子“满把抓”，我家里却没有一只蚊子；我的六个窗户上全都蒙上了绿纱，傍晚时分我在家里点上两盘蚊香，灯亮关门，加上大电扇吹个不停，照顾整个堂屋，自然没有蚊子了。两位女子好生奇怪，她们是做了预防蚊虫叮咬的准备的，带的防蚊药水都没用上。我们聊天谈心，先从蚊子开始。从来蚊子是欺生的，越是生人越是咬你；水乡的蚊子特别多，你这里的蚊子“听规矩”的吧？我说，好汉不咬上门客，我家的蚊子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所以不咬你们。这一说，她们笑了。笑声中，一位说，是你管理严格，你给蚊子下命令让它们走开了。老徐这个鸭子司令，提拔成了蚊子司令啦，祝贺你呀！

笑声中的语言不计长短不计红白，说出口来就是话。

两位客人，一位是北京语言大学外国留学生系的教授孙瑞珍，一位是作家出版社负责长篇小说的李玉英，不久之后她当上了副社长。

孙老师见过两面，我到她家里去过两趟，算是“老熟人”了。她是研究中国女作家的，和丁玲、杨沫她们的关系很好。那一天，我接到她的一封信，信上说，我是《中国文学家辞典》的编委常委，我们正在出现代第四分册；我们所收录的文学家，都是省市作协推荐的和自荐的；推荐的和自荐的尚有700多人未能入选，因为他们还不够文学家的资格；唯有你一人，是我们在读书中读到的；我们读了你的发表在北京、南京几家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和唐再兴先生的评论文章，大家说非把你收入不可，经过多方打听，打听到你的地址，想不到你还是一个真正在种田的农民……我把我的几百字的资料寄给她之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就多起来了。

他们出版的文学家辞典，是我见到的唯一一家不收取入选者任何费用、给入选者寄样书、并且印数在4万册以上的辞典，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不收人的钱，也就不给任何人面子，单单看作品；作品不到火候，你说什么都没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人推荐也不成。80年代初期的“文学心态”，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着，孙老师在北京掀起一个不小的波澜：要送我上鲁迅文学院读书，三年后拿一张本科文凭“吃皇粮”，当“专业作家”。她四处游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文学杂志社，她的同事和同学，该走的路都走了；还说动了丁玲，请她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三年读书的费用，她一人承担一半，另一半由她的几位同事解囊相助；还考虑到一家人的顶梁柱在外面读书，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孙老师说，他拿的稿费养不活老婆孩子他就不是作家了，上鲁艺的人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写作的，这怕什么？消息传到了宜兴县里，县里有人说，不要把宜兴人的面子丢尽，徐朝夫到北京读书，全部费用都由县里负担。这是一味“催化剂”，县里的领导在“考虑我的问题”了，县委书记姜启才直面对我说，要给我一个“写作环境”了。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孙老师，孙老师说：谢天谢地！谢地谢天！

孙老师也是一位援外教师，经常到埃及、日本等许多国家教书，在外国教书期间，依旧给我写信，对我百般鼓励，她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大家，只是我不争气，“招安”之后，衣饭无虑，也没人“打我”，先前那种精神不复存在了。

她先后两次把她的外国学生带到宜兴，说是奔着我而来，叫我给学生们介绍宜兴的风土人情，说说我是怎样一边种田一边写文章的；他们每一次来都在宜兴城里住上三五天，每天晚上都有舞会，孙老师自己不跳舞，鼓励我和外国女孩子跳；跳舞时，一位荷兰姑娘对我说，中国的男人封建，都不敢同我跳贴面舞，就你敢，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位姑娘学成回国之后，还给我写来一封信，开头是：大丈夫先生。

北京市中心有孙老师的一间小屋，是她老伴的单位分给他的，没人住，她要把钥匙给我，让我住在那儿写作：一应家什俱全。

孙老师把我“看在眼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老板娘。那会，我和老板娘到她家里吃饭，她家住在学校的家属楼，她说，我看到有许多作家出了名，出了名就把原配妻子丢了，同年轻漂亮的结婚了，老徐却把一位农村大嫂带上北京……来，我不会喝酒，我敬你们一杯！

抽烟伤害身体，少喝一点酒有益健康，你不要抽烟，喝一点酒吧。

我到孙老师家里，断不敢抽烟，要抽烟得跑到门外或是进卫生间。她拿出的酒都是茅台，喝不了还叫我捎了走，说，我家老伴是搞科研的，烟酒不沾，这酒你不带走剩下烂酒瓶子呀。那一回，我和老板娘开怀畅饮，她的一位同事帮了一点小忙，竟是把一瓶茅台干了个“净打光”。就在我书写这本书时，中秋节晚上，想起了孙老师，我打开一瓶她送给我的礼品茅台，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明月，不用任何小菜，慢慢就把一瓶酒“咪”光了。礼品茅台一两装，一盒两瓶；剩下的这一瓶什么时候喝，那得要我制订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再说了。

孙老师送给我的从埃及带回来的“金字塔铜盘”，我永远把它挂在最显眼的书柜上。

不准我抽烟的人，这会儿到我家里，竟是拿出八包三五牌香烟，甩在我面前。当时的三五，是个大名堂。我说，啊哈，禁毒的贩毒！她说，这是学生给我的，我省得扔掉，不是也能省下你几个钱吗？

人生中有这样一位老师，并且是女性，你还企求什么？

说到话头上，李玉英说我写小说太浪费材料，本来可以做一件旗袍的料，你只做了一件上装——那个《最后一枪》，只须稍微“拉一下”，就是一部长篇了。这话同省作协党组书记俞胶东俞黑子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说，我的生活素材太多了，用不完的呀。也是，你在生活中，“油水汪汪”的生活，吸不干耗不尽的。说实在的，我不写长篇而多写短篇、中篇，真有一点急功近利，长篇周期慢，中短篇来得快，一个五六万字的中篇，多则10多天，少则七八天，适应我这个不拿工资、还要种田的田老板，这也是我的聪明加愚蠢吧。她问我“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我说我写作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想起什么写什么；只是有时心里想着风，手上就写起雨雪来：无风下雨。我知道她是来约稿的，我不能对她说大话，没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花一两个月时间啃出来一个长的，啃出来了才是真，大话不可说。

这一夜我只睡了两个多小时觉，我得准备招待客人的小菜，后半夜我拿着一把鱼叉，一支电筒，到大河边转了一圈，运气不大好，我想弄上一两条大鳜鱼、大白鱼什么的，在客人面前卖弄一下我的捕鱼本领，却是只有黑鱼、鲫鱼，有两大碗。回家来我又把一只刚刚长成熟的白鹅杀掉了。我让客人吃我做的盐水鹅。做盐水鹅我是绝对高手。这手艺是在南京学来的，有专利。将“暴腌”过的鹅洗净，加上全部调料做汤，生大火，沸水中将鹅投入汤中，煮开后立即捞上来放入冷水中“过激”，然后再放入锅里，烧开后再捞起下冷水，如是三次；第三次下锅后“焖火”，锅子里似滚不滚，20分钟后熄火，在汤中冷却，鲜嫩异常，吃起来打巴掌不肯丢。李玉英回去之后给我来信说，吃了你做的盐水鹅，终生难忘，这个世上原来还有这么好吃的鹅肉呀。关于这一点，你若是能把火车从南京推到北京，就算是我吹牛。

留下长子在家料理家务，大早我们四个人就下地割麦子；9点过后我回来做饭时，客人刚刚起床。最忙的是下午。下午得把割倒的麦子打捆，分成两船装回来，挑上场地。两个客人都要跟我下地，帮我“拔麦子”；我说我们这里的泥土是粘性的，你一根麦子也拔不起来的呀。她们不相信。说我们都拔过麦子的。不相信你就试试。她们坐上水泥船，水泥船悠悠晃晃，好舒服；橹脐摩擦橹轴，发出咿咿呀呀的响声，多好听；弄船老徐是里手，我一会给她们摇那个大推大扳的“大花橹”，一会来一阵快速来往、船只平稳向前的“小花橹”，竭尽全力表演，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船，其新鲜不在话下。当然，我得到一句赞美：老徐真能啊。老徐能的还不在这里。假如让我跳上那种“小溜子”放鸭船，不用竹竿撑，光用我的两条腿力前后颠动、晃悠，小船就能呼呼向前，她们一定会“大惊失色”，赞叹不已。

两位女同胞果真伸手拔麦子了。果真一根麦子没能拔起来。孙瑞珍说，我可真的拔过麦子的呀；李玉英说，我也拔过的呀。北方的麦子是点播的，泥土松软，收获时用手拔，麦根子拔起来当烧柴，一举两得。我在山东农村呆了两年多，这样的活我也干过。我给她们一人一把镰刀，说你们来了就得干活，割一把麦子吧。孙老师拿起镰刀像砍树一样向麦子砍去，老板娘和我的两个女儿呵呵笑，笑弯了腰。6月1号，娃娃们的大节。太阳毒。两个女人满身流汗。草屑粘在脸上。如此强烈的阳光下，还有小虫子向身上爬。麦子割倒了，小虫子没处藏身了，爬到人身上找个避风港。李玉英脖子上、手臂上很快出现了许多小疙瘩。我让她们站在船上，打开阳伞，我给她们拍了几张照片。

啊哈，下地干活你还带着照相机啊；我们两个人还都没有照相机呢。

我说，因为我是老板；老板不要有老板的装备吗？

天黑时，打谷机响起来了。

老板娘和两个女儿联手，在一架大“滚龙”上打谷。残疾的长子在打谷机后面捆扎麦草。我是打杂的，我要把麦捆子搬到打谷机两边，再把捆好的麦草搬到另一处上堆，间隔一会，我用耙子在打谷机前“扒秸头”。我走路都在小跑，要不就来不及。我们全都戴着那种用芦苇编织的“野帽”，脖子上围着毛巾，袖管、裤管扎得紧紧的；大女儿不怕“呼吸困难”，戴着口罩。我家的场地小。两位女客人趴在我的书桌上，透过玻璃看我们干活。麦粒子打在玻璃上，叭叭作响；看看打不着脸，两个人就把脸蛋贴在玻璃上看了。这种半土半洋的玻璃窗，也是全村独有。我那床铺干净、清爽，垫着绝好的竹凉席，“副部级”不是假的，两位客人处处满意。天亮，当两位客人醒来，一大堆“风扬净籽”的麦子已经堆在场地上了，周边也打扫干净了，换了一个世界了。从麦子长在地里到“麦进仓”，就这一天一夜——在生产队干活时，可得磨蹭半个月的呀。

孙老师有太多的感慨。她说，你这个家庭，这么忙，大大小小没一个人耍脾气，都是那么快活，那么开心，有说有笑；两个女儿一边挑麦捆子还一边唱，残疾的儿子手上擦破皮还在干活，你的福气真好啊。接着，她说，我们这次来，有一个“重大任务”是检察你是真农民还是假农民；北京有许多人说你是假农民啊；我说是真是假，去看看就知道了，于是我们二人就来了。

这样的话我在北京也听说过。原因是我带着那种当时少见的、购买得凭计划供应的海鸥牌照相机，为人拍照；喝酒时我唱祝酒歌：快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欢呼，葡萄酒斟满一大杯，为我们友谊，为我们聚会，喝干了再来一杯……跳舞时我邀请女士跳舞，跳得不怎么样但我胆子大，敢于上场，敢于贴近女性的身体；穿着除了脚上那双大布鞋，全身上下“挺刮刮”，这哪像农民啊？梁浩然说，我同老徐握过手，他手上有茧子，是真农民；刘绍棠说，老徐不是真农民我倒着爬；杨沫（《青春之歌》作者）说，老徐他只是在农村生活罢了，他身上一点农民的影子都不见啊；你看他走路，还同军人一样的甩胳膊哪。

北京人怀疑我是假农民，还怀疑我到底读过几年书，说，假如真像他说读过两年半小学，一直在农村过着那么艰苦的生活，他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孙老师对我说，你给我说真话，你到底读过几年书？不看别的，光看你的《第七红旗手》，这决不是读过两年多小学的人写的；你真是一个迷团。我说，真的呀；干么我要骗你？学历越高不是越有面子吗？你随便问一下这个村子上40岁以上的人，他们对我的根底清清楚楚的，隐瞒不了也躲藏不了。

我在我的所有的履历表上，“文化程度”这一栏，我全都填上“小学”字样。那会申报高级职称，我拿到了表格，有人对我说，“文化程度”填上“相当大专”吧，“小学文化”怎么能评上高级职称呀。我说，作家评职称，是看你的作品的，假如省高评委们没读过你的作品，他们对你没有印象，你的话说上一大萝、一大车也没用；即使你能评上去，也是“想办法”评上的——一个没有文学作品的博士生，谁能“钦定”他是一位作家吗？

孙老师说，我以一个检察官的身分上北京辟谣：徐朝夫，真正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