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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已故日本央行总裁Masaru Hayami (速水優)

(2011-06-22 21:10:25)
标签:

杂谈

分类: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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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ru Hayami (速水優),1925-2009年。1998-2003年担任日本央行行长。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胜寒】当全球主要央行纷纷步入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异度空间时,日本银行前总裁速水优驾鹤西去,使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中央银行家们多少有些怅然若失。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创者、争议不断的另类央行总裁,速水优留下的货币政策遗产,也许人们还需回味消化很长时间。

速水优注定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他领导日本银行的时期(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恰逢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高潮和尾声。为了重振疲弱的日本经济,拯救坏账如山的银行体系,在速水优领导下,日本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激进政策。1999年2月,日银首次将名义利率降到零;2001年3月,为了应对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日银在保持零利率的同时,开始买入日本国债,以政府债务货币化的方式向市场继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著名的“数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2002年至2004年,为了防止银行业的系统性崩溃,日银大量购买商业银行的股票,向银行注入资本关于这些激进政策的实际效果,理论界历来众说纷纭,争议不息。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各主要央行,纷纷走上零利率加数量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路。自雷曼倒闭以后,美联储大力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买入大量金融资产并释发巨额流动性,伯南克将之措辞为“信贷宽松”(Credit Easing),其机理与当年日银的政策并无二致。

  回首当年,有意思的是,速水优从来都不是数量宽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相反,他一向以强硬的反通胀倾向闻名。某种意义上,这个货币政策的“鹰派”人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被安排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去执行与他的经济学理念相违背的政策措施。速水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二战”后的日银度过,早期更集中在国际事务;当时全世界央行都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为圭臬,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反通胀立场加上央行的独立性,是所有央行官员的理想。速水的宗教信仰则加深了这种原则性:与大部分日本人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货币政策理念有着理想主义的内核。外表上,速水是一个非常谦逊和蔼的长者,但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原则,他会变得毫不退让,敢做敢言,在日本政商两界素有顽固之称。

  速水优走上日银总裁宝座的过程,也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他1925年出生于神户,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之后即进入日银,从22岁一直工作到56岁,直至在日银体制内升迁希望渺茫,才转至企业界发展。在新的领域,速水则非常成功,他曾任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日商岩井的董事长,并担任日本著名的企业商会经济同友会会长达六年之久。1998年,速水优已经73岁高龄、本欲终老林下之际,却以被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推到货币政策的最前台。

        当时,日银总裁松下康雄因受贿丑闻下台,造成日银上层大换班,许多原先确定的接班人纷纷离职。由于国际经历丰富,加上形象清新,在桥本龙太郎首相的力挺下,本已远离权力中心的速水优却被请回日银,并接下总裁一职。1998年的日银风波,直接催生了新日本银行法的诞生,以往一直为大藏省附庸的日本银行,第一次对货币政策有了独立决策权。作为一个经验丰富、敢于坚持原则的中央银行家,速水一度被赋予了恢复日银声誉、重振日本经济的厚望。

       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形势比人强”的道理。如果在经济景气时期,速水优有可能作为一位央行行长的楷模被记入史册;但是当时日本经济在危机中挣扎日久,外部环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又极度恶劣,日本银行除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别无选择。在基准利率降无可降之后,速水被迫带领日银进入了货币政策从未涉足的陌生领域,尽管他从未相信数量宽松的措施会真正有效。在最好的情况下,数量宽松政策会稳定金融市场,但对恢复增长帮助不大;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复苏,金融市场稳定,过剩流动性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按照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观点,当时日本经济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为资产价格暴跌,经济预期低迷,银行、企业和家庭的经济行为准则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变成负债最小化。这就造成旷日持久的去杠杆化,无论流动性如何充沛、利率水平多低,微观经济体只求自保,而不再通过借贷而积极扩张,直至资产负债表完全修复,债务抵触情绪慢慢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本不起作用,相反会把经济长期推入“流动性陷阱”。不管辜朝明的解释是否正确,事实上日本经济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深度低迷,日银陷入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困难之中。

  速水优最为人诟病的两大政策选择,都与他的鹰派货币政策理念相关。

  首先,2000年8月,在日本金融体系依然脆弱之际,速水优置所有的反对意见政治压力于不顾,毅然决定加息以终止零利率政策。这被很多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视为日银历史上最愚蠢的政策决定。据后来的报道,这次错误的政策决定几乎是速水一意孤行而主导造成。此后美国IT泡沫破灭,日本通缩问题加剧,日经指数暴跌,日本银行不得不于2001年3月重新恢复零利率政策,甚而最终推出了量化宽松。

  其次,速水优一向支持强势日元。他真正相信,强大的经济体应该有强大的货币作为支撑。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需要从出口导向性经济向消费性社会转型,而强势日元可以加快这一进程。但是速水忽视了经济结构转型难以迅速完成的现实,更何况恶劣的宏观经济条件根本不能形成强势日元的环境。时至今日,很多日本出口企业仍不能原谅当时速水的言行。

       当2003年速水优从日本银行卸任时,他的个人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尽管其任内采取了大量激进的政策措施,日本的货币政策还是被认为“后知后觉”(behind the curve)和“太少太迟”(too little,too late),从而延长了日本危机的时间。日银甚至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嘲笑的对象,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速水称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差的中央银行家”。

       相比之下,速水优的继任者福井俊彦却获得很高评价,直至今日,福井仍被视为将日本经济带出“失去的十年”的主要功臣。实际上,福井上任之时,日本经济已经走出最低谷,速水此前的政策努力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完全抹杀。与速水不同,福井的处世要圆熟得多,对日本政治生态的理解和把握也似乎准确得多;因此,他往往能在日银的货币政策和自民党的执政需要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妥协。这也再次证明,央行行长不仅应该是经济学家或技术官僚,也应该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才是央行官员应有的素养。

  无论如何,速水优作为艰难时世中日本经济的掌舵人,应该为后人纪念。2003年,当他离任时,曾告诉同僚们:“这段没有海图的航行经历必须要认真评估,留给后人。”这也许是前任日银总裁留给人们的最大财富。■

作者为美国观察家集团高级分析师
本文经编辑后同时刊发于《财经》杂志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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