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明的诗词歌赋中，较早出现“茶”的当属《九华山赋》。按照现装书局版阳明全集，《九华山赋》作于壬戌年，也就是弘治十五年。这一点是有争论的。关于阳明几上九华山，有说两次，有说三次。正德十五年那次没有争论，主要是弘治十四、十五年，阳明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游览九华山。据钱德洪年谱，阳明是弘治十四年，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山。张立文先生依据阳明自己所作《九华山赋》注为“壬戌”即弘治十五年，认为弘治十四、十五年共两次游九华。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认为，“事竣，遂游九华山”，并不等于弘治十四年当年游历九华山，而且从赋来看，当为春季，阳明弘治十五年八月归越，不可能归越途中游览，应为弘治十五年初的那一次游览。钱明先生据阳明手迹拓本落款弘治辛酉（十四年），也认为是弘治十四、十五年两次游览。笔者认为，如果资料皆真，阳明弘治十四年底到十五年春，滞留游览九华山的可能性比较大。

按照阳明的思想经历，他在弘治二年“始慕圣学”，主要是通过拜访大儒娄谅娄一斋，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个娄谅是吴与弼（康斋）的弟子，对娄谅的拜访对阳明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弘治六年会试不第，弘治十年学兵法，弘治十一年谈养生，弘治十二年会试举进士出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弘治十三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四年奉命审录江北，之后游历九华山。可以说九华山之游对阳明的思想影响也很大，弘治十五年八月他就告病归越。此刻的阳明已经完全从仙、释之溺超拔出来，或者说彻底划清界限，他认为仙术簸弄精神，佛道断灭种性。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九华山赋》的开始他的兴致是很高的，仿李白学屈原，“启鸿濛之神秀，发九华之天巧。非效灵于坤轴，孰构奇于玄造！涉五溪而径入，宿无相之窈窕。访王生于邃谷，掏金沙之清潦。凌风雨乎半霄，登望江而远眺。步千仞之苍壁，俯龙池于深窅。吊谪仙之遗迹，跻化城之缥缈。钦钵盂之朝露，见莲花之孤标。扣云门而望天柱，列仙舞于晴昊。俨双椒之辟门，真人驾阳云而独蹻。翠盖平临乎石照，绮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于翠微，九子邻于积稻。炎熇起于玉甑，烂石碑之文藻。回澄秋于枕月，建少微之星旐。覆瓯承滴翠之余沥，展旗立云外之旌纛。下安禅而步逍遥，览双泉于松杪。逾西洪而憩黄石，悬百丈之灏灏”，“蓬壶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华之矫矫兮，吾将于此巢兮。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苟初心之可绍兮，永矢弗挠兮”。

据说，阳明在九华山遇见了两个人，思想大变。一是仙家蔡蓬头，“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一是佛家异僧，“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后有会心人远之叹”。这两个人的话，一个说他不是修道之人，让他回去继续做官，一个指明了他的儒家哲学思想之路，不是朱子一派，而是周程心学。

阳明回到了现实。“试明茗于春阳，汲垂云之渊湫”，《九华山赋》里关于茶的就是这两句。明代的饮茶制茶之法与前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饮茶的精神境界也被提高到一个文人文化哲思的高度，茶经历了从实用，到道，再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的茶经历了从春秋的生煮羹饮，到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明代的泡茶，从饼茶到散茶的发展，对于饮茶的精神境界也发生了变化。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这种清饮，更趋向自然，可尽茶之真味。可以说这种变化，既有当时政治策略的因素，也有佛教文化影响的因素。阳明赋中“试明茗于春阳，汲垂云之渊湫”，既是写虚又是表实，展现了这种状态。

对茶本身的追究简洁了，内向审美增强了。明代朱权的《茶谱》讲明代茶事，分为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但他更强调的是“以膏为饼，杂以诸香，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自然之性即天之性，天性即道也，天性的展现就是理。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虽然有“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器皿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有天合之者”，但他更注重的是茶的清雅洁净与人品性的高雅洁白。饮茶，少不了像佛家那样参禅悟道，对于自然的追求又是道家的精神主旨，只有品性高洁，当是儒家经世致用过程不可或缺的法门。